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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竞争关系及商业诋毁行为判定 　2010年5月，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百度时代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公司”）起诉被告360安全卫士软件的权利人奇智软件（北京）有限公司、北京三际无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360公司”），将其开发的软件称为“恶评软件”，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2010年12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部分支持了原告的诉求，判决认为：仅仅依据网络用户的投票结果和部分网络用户的负面设计，就将百度工具栏和百度地址栏软件称为“恶评插件”和“恶评软件”，损害了原告百度网讯公司和百度时代公司的商业信誉，构成不正当竞争。 该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且该类案件往往涉及众多用户权益，对于互联网环境下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具有研究和借鉴的价值，本文将结合案件背景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具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竞争关系，以及这种竞争关系对于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商业诋毁）认定的影响； 第二，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诋毁商誉行为的判断标准及影响因素。 一、竞争关系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竞争关系 1.狭义和广义的竞争关系 从经济学的角度，竞争关系不是非0即1的，而是一个［0，1］的连续性区间。在竞争法的范畴内，竞争关系同样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竞争关系（又称直接竞争）是指商品之间具有替代关系（相同或近似等较强的可替代性）的经营者之间的相互争夺交易机会的关系，商品不相同，不具有较强可替代性的经营者之间不具有竞争关系[1]。这种对于竞争关系的理解，是一种典型的竞争法意义上的竞争关系，是对反垄断法和简单商业社会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竞争关系的经典诠释。 然而，伴随商业社会的发展，对于竞争关系的传统认识并不足以规范和界定商业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故世界各国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竞争关系趋向于采取更加宽泛的解释，以图更好的实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避免市场主体以不正当的手段牟取竞争优势，维护市场竞争的良性有序，保障商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在这种法律价值的追求下，一种极端的理解认为，市场主体参与经营行为的根本目的在于盈利，而最大程度的争夺有限的交易机会就成为其实现经营目的必然手段，而特定时间内整个市场中可供交易的资源（包括金钱、时间等）是有限的，因此整个市场（而不是相关市场）中参与竞争的主体从最广义的角度而言都可能具有某种程度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以消费者更深层次的选择作为中介。当然在司法认定中，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竞争关系是对于狭义竞争关系与最广义竞争关系中确定适当尺度的结果。对于“适当尺度”的判别标准，笔者认为，由于不同行业、不同商业模式下，不同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于正当竞争的阻碍作用是不同的，例如商业诋毁与仿冒、混淆能够影响到的竞争市场的范围就有所区别。因此对于不同行业、不同商业模式，乃至于不同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竞争关系的确定尺度可能都是有所差别的，将受到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 毕业论文 2.各国法律对竞争关系的界定 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范畴内的竞争关系，西方各国存在不同的理解。总体而言，对于竞争关系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相对狭义到相对广义，甚至最广义的过程。 德国、奥地利等大陆法国家，在立法时将“竞争关系”的存在作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要件之一，并做相对狭义的理解。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采取了更加宽泛和灵活的解释，将间接竞争也纳入到不正当竞争法的竞争关系中，例如德国联邦高等法院就曾判定“尽管咖啡店和鲜花店销售的商品完全不同，但是由于这两类商品在相对宽泛的层面上具有可替代性，所以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2]。 而有些国家则不再强调“竞争关系”这一前置条件，而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帝王规则”，例如荷兰将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为“根据社会上一般接受的观念而认为不可接受的所有意在促进商号或者公司的销售或增加其利润的行为”[3]。 英美判例法国家也在不同时期的判决中体现出其对于竞争关系的类似理解。例如，在美国1918年的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v. Associated Press一案中，法官就创设了“不正当得利”原则，即“在没有播种的地方收获”（To reap where it has not sown）或者“不播种而收获”（Reaping without sowing），从而避免了对于竞争关系的争论。而在Galthouse, Inc. v. Home Supply Company and Alj. Schneider（1972）案中，上诉法院则明确表示，现代不正当竞争原则的适用范围已被拓宽，即使不是一个竞争者，也不影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4] 论文代写 1979年修订的《巴黎公约》中仍将“竞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