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视阈中法理学思维方法.docVIP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视阈中法理学思维方法 　　法理学在法学中占据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它在为普通的部门法学研究提供方法论和价值判断上的理论支持的同时，也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思维方法。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视阈来探讨法理学思维方法，并结合实际案例阐述如何运用法理学思维方法评判现实社会中的公平正义。 　[关键词]法理学；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思维方法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0)12-0156-04 　虞思明(1983”)，男，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法基本理论、商法。(上海 200010) 　 　法理学以法律本体及其反映出的凝结社会生产关系的一般规律和原则为研究对象，通过在哲学高度上对实在法进行批判性反思，进而提出什么是法律、我们应该拥有怎样的法律等法理学终极问题，再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反馈到实在法的建立和修正中。因此，法理学并不因为其高度的抽象性和理论性而丧失实践的品格，恰恰相反，构成法理学大厦的每一块“理论碎片”都来源于社会实践本身，通过法理学家们的专业工作，再反过来指导现实中的法律。充分重视法理学的实践性，是掌握法理学思维方法的起点和根本，否则法理学的学习将会成为一堆抽象概念之间的文字游戏。 　 　一、法理学与法哲学名称之辨 　 　在对法理学思维方法展开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明确两个相近但又不相同的概念，即法理学与法哲学。我国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关于法理学与法哲学异同分合的讨论，这种争论始于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在1881年翻译德文Rechtsphilosoph一词时，由于担心“主观性”气味过重，而选择了“法理学”这一译名。“世界上的事物比用来描述它们的语词要多得多”，虽然许多概念可以被认为是对存在于自然世界中的关系和一致性的精神映像，但是对现实所做的这种精神再生产，往往是不精确的、过于简化和不全面的。[1]因此要从实质上把握法理学与法哲学之间的区别，仅仅从二者字面上“理”和“哲”二字进行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讲，法理学与法哲学分别代表了从经验出发的归纳主义和从理念出发的演绎主义两种哲学流派。在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的学术语境下，法哲学不是被看做法学的子学科，而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欧洲大陆的法哲学家们对待法律问题，往往是以先验设定好的一些概念，如理性、正义等，从实在法的外部审视法律，所采取的思维模式是根据先验的概念，通过演绎推理的方式搭造起一套自洽性的法哲学话语体系。在英美为代表的学术语境下，法理学是法学的一部分，其角度是从实在法本身出发，在法律的内部来观察法律，通过归纳推理得出一些原则性的概念，但与欧洲大陆的法哲学相比，缺乏体系和逻辑层次。 　在我国，至少自20世纪以来，普通哲学家对法哲学的问题不太关注，而受到法学训练的法哲学家则更多的是处于法学的立场和从法学的进路来介入法哲学，因而他们更愿意接受从“体制之内”考察法律问题的法理学，而不是在厚重的普通哲学传统中从体制外考察法律现象的法哲学。简括地说，我国的法理学大体上属于法学家的法哲学，偏向对实证法问题的研究，或至少是从实证法及其制度背景的规定性出发来选择理论的旨趣和方法的。 　我们说我国法理学承接实证主义传统，其实只讲对了一半。我国法理学在价值立场上选择了实证主义，但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却抛弃了实证主义法理学之分析传统和“科学”的品格，而在弱暗处接通了受意识形态宰制的本体论。身陷“体制之内”，而又动不动借助“体制之外”的话语权力，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因素的奇特组合，就型塑出我国法理学之“本质论情结”，使法理学家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对某些“虚假的问题”的讨论，而无暇顾及真正的学术问题的研究。[2] 　笔者认为，概念的创设，是为了交流的统一和便捷。没有概念，我们便无法将我们对法律的思考转变为语言，也无法以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式把这些思考传达给他人。但过分拘泥于法理学和法哲学这两个概念字面之间的辨析，难免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当前两种学术语境下的法理学与法哲学概念，其所各自代表的学科本身，只能体现出关于法律基本理论的某一个方面，并不能完整地将法学基础理论涵盖。要完整地描述法律的本质和作用，必须综合“法理学”与“法哲学”所各自代表的实质内容，建立广义法理学或综合法理学体系，区分狭义法理学和法哲学，梳理法理学和法哲学的交叉研究对象，厘定法理学和法哲学的范畴边界，将法理学和法哲学分列为两门既互相关联又互相独立的理论法学学科。[3] 论文代写 　 　二、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方法论对法理学思维方法的指导 　 　改革开放30年以来，西方法理学著作在国内大量翻译出版，历史法学派、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综合法学派等流派逐渐为国人所熟知。在这种大环境下，全面和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内核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