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尔的意义寻求模型和积极心理学.docVIP

弗兰克尔的意义寻求模型和积极心理学 一、介绍对于意义研究的兴趣在近几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不仅许多书籍与意义有关(Batthyany, 2011; Hicks Routledge, 2013; Markman, Proulx, Lindberg, 2013; Shaver Mikuliner, 2012; Wong,2012a; Wong, Thompson, Wong, 2013)，还有大量的期刊论文也是关于意义的(e.g., Reker Woo, 2011; Steger, Oishi, Kashdan, 2009)。不管理论取向如何，大家一致认为意义与幸福相关联。然而，尽管意义是一个核心角色，我们依旧没有一个全面的理论框架，将大多数关于意义研究和意义疗法的实证研究包含其中(Frankl, 1985, 1986)。事实上，Alexander Batthyany和他的同事们已经主编了两本有关于研究意义疗法的著作，然而这些出版物在积极心理学研究领域并未受到多少关注。我个人有关于意义的研究受到了弗兰克尔的启发，他证实了意义对于治愈(Wong,2010a)、心理弹性(Wong Wong, 2012)、乐观(Wong,2009a)以及幸福(Wong, 2013)是必要的，因此也证实了意义疗法与主流心理学相关联的可行性。本章节展现了一种更为系统和全面的方法，将弗兰克尔的核心假设以及构想转化为可验证的假设。虽然意义疗法和积极心理学都与如何使人生有意义这一课题相关，但它们似乎在平行宇宙中运行，因语言、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诸多不同而分隔。这种分隔使意义疗法和积极心理学的整合变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虽然积极心理学家在与意义相关的研究中会偶尔提到弗兰克尔(e.g., Steger, Sheline, Merriman, Kashdan, 2013)，但他们很少去费心思考弗兰克尔究竟说了什么或者在意义疗法领域做什么研究。我深信，如果深刻理解了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及其深远的洞察力，积极心理学在意义领域的研究方面必将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拓宽。同样，意义治疗师也能通过更多地了解积极心理学对意义的研究的实证结果而获益。我强调弗兰克尔的取向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他是在心理治疗方面重建精神性和意义性的开拓者。这对于一个越来越非人性化、科技化的文化氛围来说非常重要。其次，他是首个将追求意义的意志、自我超越以及责任作为主要治疗目标的心理治疗师，而它们遭到被主流心理治疗师的极大忽视。第三，我相信他传递出的积极信息将弥补积极心理学中的缺失，帮助那些依旧在人生消极领地中挣扎的人们重建希望和目标。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值得获得特别的关注，他表明“追求意义的意志”这一人类独有的动机对于精神健康问题（例如抑郁、暴力和成瘾）并不只是一副有希望的解药，它还为更好的生存和死亡提供了一份完整的蓝图。根据弗兰克尔的观点，一个清晰的意义和目标可以为人生注入积极的元素和重要性，无论这个人的境遇和健康状况是怎样的——这一主张已经得到大量的实证实践支持(e.g., Wong, 1998,2012a)。1.意义疗法的社会-政治环境弗兰克尔是积极心理学首批浪潮大军中的一员，与马斯洛，罗杰斯以及梅一起，他们相信人类的潜能可促进个人的成长。弗兰克尔虽然在纳粹集中营受到了莫大的折磨，但是他在开发人类正确且有益的崇高价值观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他的个人经历使意义疗法的基本宗旨更加值得信任，即使在人类存在的全然黑暗势力中，意义疗法仍旧被验证有效。弗兰克尔的取向与积极心理学不同，因为他将人类存在的光明与黑暗同时纳入其中，并深信不可避免的人类苦难可以贡献于人类的成就和人生意义(Frankl, 1985)。而另一方面，积极心理学则从一开始就将规避苦难作为正当的命题；然而近来，Kashdan Ciarrochi (2013)开始着手将不可避免的苦难作为人类经历的一个部分。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最神奇的一面在于，他能够沉入地狱，直面黑暗的深渊，然后以胜利的姿态回归并宣告以意义为基础的充实人生的荣耀与高贵。弗兰克尔例证了Joseph Campbell (1949/2008)所描述的英雄旅程。值得一提的是，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最初发展于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毁灭性的一战以及君主政体崩塌之后。当时还是一名医学系学生的他，在维也纳将意义疗法应用于帮助那些与自杀倾向作斗争的高中生们，因为维也纳的自杀率很高。在医学学校毕业之时，弗兰克尔成功地将当地自杀率降至零，这为他在维也纳建立起了职业上的好名声(Batthyany, 2005)。另一个颇有贡献的因素则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流行起来的“人—机”概念。将个体作为机器的非人化导致了许多心理以及社会问题，比如厌倦、疏离、成瘾以及虐待。弗兰克尔对意志自由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