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杂志》办刊宗旨演变.docVIP

《东方杂志》办刊宗旨演变摘要:《东方杂志》的办刊宗旨随时代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包括创刊初期的“启导国民、联络东亚”,到20世纪20年代前期的“为舆论的顾问者”和20年代后期的“成为中国人公有的读物”,再到30年代“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最后到抗战期间“发扬文化传播学术”。在这一长达45年的演变过程中,《东方杂志》紧扣时代的脉搏并结合编者作者同人的思想旨趣,致力于记录时代发展,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无论在文化建设上还是在媒体发展过程中,其意义都不可低估。 关键词:东方杂志 办刊宗旨 演变 《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904年3月,终刊于1948年12月(后曾于1967年在台湾复刊,1990年终刊)。作为1949年以前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跨越了晚清和民国,经历了清末新政、新文化运动、北洋军阀统治、南京国民政府、日本侵华、国共内战等重大历史事件而前仆后继,被称为“杂志的杂志”。该刊以内容丰富翔实、观点理性客观、注重思想学术著称,对当时的社会公众、知识分子群体和新闻传媒业影响深远,堪称记录时代进程和进行特色化传播的典范。《东方杂志》取得的成就,与它紧跟时代步伐、确定并不断调整自己的办刊宗旨有密切关系,“它代表了力图革新自强的一个大时代”①。 探讨《东方杂志》办刊宗旨的演变,对于透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媒体的业绩与艰辛,体察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媒体从业人员对于媒体社会角色的认知,都有积极的意义。 “启导国民、联络东亚” 1904年3月11日,也就是清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五,《东方杂志》创刊于上海。在创刊号的《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上,该刊首列刊物宗旨,即“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以此清晰设定了自己的办刊目的与思路。这一宗旨,也一直为后人所引用,被认为是《东方杂志》此后数十年中一贯的办刊宗旨。而笔者认为,“启导国民、联络东亚”只是《东方杂志》初创时期的办刊宗旨,基本上适用于1904年到1914年10年之间的《东方杂志》。该宗旨可以从“启导国民”和“联络东亚”两方面来理解。 首先,自从维新变法运动首倡以发展报业来开启民智以来,国内的文化界特别是维新派和后来的立宪派知识分子,在观念上就把“开民智”作为报刊业的主要功能,《东方杂志》对“启导国民”的认识和功能设定也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新闻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东方杂志》在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期间创办,当时国内外危机日益深重,而随着对西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日渐了解,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深刻体悟到中外之间在科技、制度和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要弥合这种差距,要做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全方位“开民智”。因此自从中国民间报业出现以来,就在通过“启导国民”谋求国家民族振兴和走向文明之路理念上达成了共识,方法主要就是广泛传播西方先进科技、制度、文化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探讨出路和具体手段以强国利民。历史证明,中国近现代史中在产业发展、法制建设、教育推广、文化更新、社会改良等各方面的革故鼎新面貌,都深深受益于中国新闻传媒“开民智”和“启导国民”等功能的发挥。1906年9月,清政府预备立宪,各地立宪派纷纷组织自己的立宪团体。12月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正式成立,商务印书馆中就有包括张元济(时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夏瑞芳(时任商务经理)、高凤谦(商务国文部主任)、孟森(时任《东方杂志》主编)、陶葆霖(后任《东方杂志》主编)等14人参加,孟森更成为预备立宪公会的骨干,所以《东方杂志》也曾被认为是立宪运动在上海的喉舌。从这个情况来看,把维新派乃至立宪派对报刊功能的认识,即“启导国民”,作为《东方杂志》的首要办刊宗旨予以贯彻,也成为实践中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次,“联络东亚”这一宗旨的设定,除受中国当时“联日拒俄”和学习日本明治维新、视“黄种”为一体等现实情况和认识情感等因素影响外,也与当时商务印书馆有日本人投资有关。1903年商务印书馆与日本东京金港堂合资经营,当时仅有5万元资本的商务印书馆获得了日方10万元的投资,日方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使商务印书馆获益匪浅。从1903年到1914年,“这一时期商务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到1914年清退日股时,资本已达200万元,各地建立分馆20个,构建了强大的发行网络,国内著名学者也与商务建立了稳固的联系。到1914年,商务已经稳居中国出版的龙头地位,再没有哪家出版业能在印刷技术、出版声誉等方面与之相匹”②。商务印书馆与日本方面的这层特别关系,也是《东方杂志》把“联络东亚”作为办刊思想方针的一个现实因素。从创刊号上刊登的文章也可以看出《东方杂志》当时联合日本抵制西方的倾向,比如《论中日分和之关系》、《祝黄种之将兴》等都是这种方针的体现。然而,到1912年袁世凯当政之后,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步步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