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中人物形象.docVIP

《狂人日记》中人物形象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的《狂人日记》,是鲁迅第一篇优秀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问世后,鲁迅多次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缘由,并对小说的思想和艺术做了精辟而中肯的自我评述。 从小说的具体描写看,鲁迅创造狂人这样独特的艺术形象,一方面固然“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也为作者提供了扎实可靠的依据。鲁迅就接触观察过患有迫害狂的表兄弟,深知患者的苦痛和他们的心理状态(见《鲁迅日记》1916年10月~11月)。当然更重要的是黑暗现实的重压,民主革命思潮的冲击,使作家无法平静下来,更不容作家袖手旁观。非有一种“狂人”似的觉醒与呐喊,不足以破坏那万古不变的封建秩序,不足以冲破那“铁屋子”般的黑暗牢笼。虽然这个狂人也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但他却是一个敢于抗争的不幸者。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现实,环绕狂人的周围,阴冷、寂寞、可怖。这正是社会动荡前夕的暂时的沉默。处在黑暗与黎明交替的历史转折期,新与旧的冲突较量,必然促使封建叛逆者的迅猛奋起,狂人的反抗与呼喊,预示着为期不远的一个新时期的即将到来。狂人在第一则日记里就敏锐地觉察到,他有三十多年没有看到“很好的月光”了,今天见了才明白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乍听起来似乎是荒诞不经的狂话,然而那“月光”和“发昏”不是恰好形成强烈的对比吗?因过去的“发昏”完全是愚民统治的恶果,那么现在明白了,当然要感到分外高兴。狂人的独特感受,一种跳跃幅度相当惊人的混乱思绪,陡然由“月光”想到了“赵家的狗”,思想虽紊乱但爱憎却分明。鲁迅说过:“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华盖集(五)》)历史是无情的见证人,狂人时代灾难沉重的人们,就生活在“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千千万万无辜者糊糊涂涂地成了愚民专制的牺牲品,他们是被封建礼教吃掉了,然而他们还在互相地吃人或被吃。“仁义道德”的精神枷锁、纲常名教的思想禁锢,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无情。正如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概括的那样,“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狂人以自己惊惧而奇特的眼光注视着周围的一切,路上行人的交头接耳,大人小孩的叽叽喳喳,越发使他精神紧张,疑虑重重,他终于想起来远在二十年前他“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因为他触动了那象征封建历史的“陈年流水簿子”,其言行自然就不容于旧世界、不容于旧礼教,然而愈是这样,狂人的疑惧就愈加扩张,结果反而使小说的思想意义得到进一步深化。 《狂人日记》反复出现的“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这句耐人寻味的话语,一经和狂人所独具的思维活动相结合,于惊恐、猜疑、错杂的语句中,不时闪烁着锋利的思想火花,使狂人的艺术形象产生了惊心动魄的社会效果。从日记的个别词句看,狂人的思想是混乱的,如果从日记的整体出发,则狂人的思想还是脉络可循清晰可辨的。由于狂人坚持了“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的求索精神,他才能从那没有年代的历史,歪歪斜斜充斥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字缝间,发现“吃人”这两个触目惊心的大字。狂人情不自禁地把历史、现实、家庭、社会同“吃人”相连接,日记通篇以揭露封建社会吃人为主体,形成了小说的一个核心。 不仅如此,狂人在诅咒“吃人”的同时,还对吃人者凶恶、虚伪、奸诈的本质及其惯用手法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对吃人者那种“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懦弱,狐狸的狡猾”,务必要时刻警惕,以防被欺;对于“吃人有理”的种种“老谱”,狂人也毫不放过,专研究其用心;什么“逼我自戕”呀,“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呀,“吃人的事”“从来如此”呀等,这类陈陈相因见怪不怪的手法,这种助纣为虐的社会舆论,长久以来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以致吃人者既不落杀人的罪名,“怕还会有人见情”。狂人以惊异的目光从生活中发现真理,识破吃人者的各种“老谱”,读者是不会把它当做疯话的。 诚然,狂人是个刚从封建家庭分化出来的具有民主思想的叛逆者,一个觉醒了的旧型知识分子。他自身缺乏实际斗争锻炼,又处于习惯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其抗争也只能是个人奋斗式的揭露与呼喊。而他的言行并不为周围的人所真正理解,这种可悲的历史隔膜,令人感到十分痛心。不过狂人自身的弱点是一种时代的局限,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影响这一艺术形象的思想光耀。 在人民深受奴役之苦的旧时代,不同阶级的人对“狂人”就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态度。长期的封建愚民专制,扭曲了人们的性格,使一些本来合理的正常现象,却以一种不合理的反常形式再现出来。我们认为那种蔑视旧传统,揭露“仁义道德”的虚伪性,“放言无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