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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变迁下农村社会组织摘要：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关键词：乡村治理；农村社会组织；多中心治理 中图分类号：C1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5—0115—05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战略，为中国农村在转型期下社会发展做出了明确规划。面对日益复杂的农村社会公共事务，作为重要的承载主体，各类农村组织的建设直接影响到了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在现代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客观形势下，我国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体系已经发生了变革。各类农村社会组织正在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 一、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历史性变迁 “治理”一词的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与“统治”一词交叉使用，主要用于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各项管理活动与政治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后，“治理”理论应运的范围扩大到经济社会领域。强调公共权力行使主体的多元化参与是治理理论的核心要义。关于“乡村治理”，有学者认为是乡村社会各种组织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共同处理乡村公共事务的一种动态过程。它体现的是国家与社会公共力量共同作用于乡村公共事务。 作为国家在基层管理体制的探索，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变体现出国家在改变乡村社会治理状况以及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方向上的思维方式。回溯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变迁的过程，我们可以认识到国家建构的力量对于目前“乡政村治”的乡村民主影响不容忽视。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格局中，森严的封建等级体制造成了社会分层显著，上下层分裂对立造成了不同等级的社会成员拥有不同的文化与价值体系。除此之外，由于乡村社会处于封闭静态的小农体系，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城市与乡村间对立。这种上下分裂、城乡对立的政治格局，造就了中国传统王朝国家虽然号称皇权专制，但是最高统治者的有效权力范围却十分狭小。另外，中国乡村以乡绅、地主及宗族等为代表的庞大的政治社会势力构成了对乡村的间接统治。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山高皇帝远”、“王权止于县治”是乡村政治状况的常态。但是，笔者认为即使这种有限的自治权也是国家权力一定程度上的让渡。在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下，乡村被结构化于国家之中。强大的国家力量控制并覆盖着社会，社会的自主空间极其狭小。其结果是被统治的意见无法在体制内得以有效表达，其利益也得不到体制性保护。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对传统体制的依赖以及当时发展经济的特殊需求，国家主导下形成了全民高度动员的“总体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中国社会呈现出“组织化社会”的倾向。在农村，集体经济时代下“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成为团结和稳固农民个体的组织形态。农村地方的行政管理权归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所有，他们不仅仅掌握着农村的财政权和行政权，而且还掌握着从生产计划到生产管理以及成果分配的经济管理权。通过这样的管理体制实现国家权力纵向向下渗透到最偏远的基层农村。显而易见，这种垂直化的管理方式产生的严重后果是领导干部与农民群众间的矛盾，同时中央与地方之间在行政与利益关系上也存在着分歧。更为重要的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性体制权力对农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与自主性造成了压制，农民多样化的需求方式难以得到满足。 改革开放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幕，市场经济对于农村的全面渗透改变了原有单一的经济生产模式。多元经济成分并存的现实使得广大农村地区市场化进程加快，农村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此外，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已经开始成为商品经济中独立的生产者与经营者，他们渴望获得更多改革带来的成果。在市场经济的带动下，农民作为交易的主体，其主体意识、权力意识、民主意识等明显加强。农村社区对于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客观形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原先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中心”乡村治理模式变得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以政府、市场、社会作为治理主体，在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以及农村社会组织等主体间协作，形成互补、互助、合作、制约的“多中心治理”关系。“多中心”的乡村治理模式逐渐成为“新农村”建设政策下新型的治理模式。 二、现阶段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