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户县农民画图像建构.docVIP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户县农民画图像建构1973年10月，國务院文化组在中國美术馆举办了“户县农民画展览”，共展出作品179件(305幅)，引起轰动。 结束在中國美术馆的展出后，户县农民画继续在全國八大城市巡展，观众总量达到两百多万人次，对之后的全國农村业余美术创作影响深远。1974年，邮电部发行了一组6枚“户县农民画纪念邮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摄制了题为《户县农民绘新天》的专题新闻片，在全國放映。自1975年起，户县农民画先后在日本、法國、美國、英國、挪威、澳大利亚等國展出，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户县农民画本是“乡土艺术”或“草根艺术”，它是如何被选择为时代文化的代言人的?它又是如何被“拔高”而形成后来面目的?当时的专业美术工作者和舆论又对这一新生事物持怎样的态度?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走访了诸多当事人和亲历者，获得了第一手的资料。随着资料的日益丰富，笔者的思考也逐渐深入，三四十年前的往事也逐渐清晰起来。 一、意识形态对户县农民画的选择 户县农民画是如何被主流意识形态所选择的?这一问题首先引起笔者的思考。 笔者认为，首先，农民的政治身份使得农民画具有了文化上的优先权。自从中國共产党建立并成为中國社会中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以来，它就一直坚持采取“阶级”概念和观点看待社会和每一位社会成员，并力图将已有的社会分类图式和社会成员日常化、个体性的社会分类型式纳入新型的阶级分类框架。可以说，20世纪中期以来农村社会分化图景和农民身份体系主要是中國共产党外在建构的结果。在中國过去，“王权止于县政”，县以下实行乡村自治，农民与國家的主要联系是税赋和兵役，除此之外缺乏有机的联系。农民往往只有家族活动、宗族活动和社区活动，而几乎不介入政治活动。自从中國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对农民进行组织与动员之后，农民逐步进入政治活动的中心，党和國家的政治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和意志也步步深入地嵌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乡村社会结构及运行机制。于是，由此往后也相应有了一个声势浩大、新价值重建的“画农民”和“农民画”的美术创作运动。在阶级政治的宏伟叙事话语下，农民的身份、地位就具有了优先权。同样地，由农民创作的农民画自然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所以有评论认为“他们的作品，占领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丰富了社员的文化生活，及时对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教育。群众称赞他们的画是革命画，力量大，人民欢迎敌人怕。贫下中农掌文权，美术阵地开红花”。 第二，户县农民画无疑与那个特定时期的政治观念密切相关。政治统治需要意识形态强有力的保证，但所谓的意识形态从来不是一个有形的实体，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需要一些更为具体的表现形式以完成特定政治诉求的真正落实。“简约”和“直接”的农民画图式的生成可以看成是这种落实的结果。 第三，户县农民画的现实条件契合了意识形态图式建构的迫切需求。户县早期重要的农民画作者宋厚成谈起國家组织户县农民画大展的原因时说：“江青弄了几个样板戏，在戏剧界影响很大。美术方面，还没有样板，所以王曼恬下来调查。到西安后，省里介绍了户县农民画。说户县农民画直接为现实服务，画各种大丰收，表扬好人好事，这个好啊。后来回去就决定在北京举办户县农民画展，有必要的话，全國推广。”通过宋厚成的解释及其当时的文献可知，对户县农民画的选择，是填补美术界的样板空缺，根本上建构一个满足当时图像宣传需要的图式，而之所以选择户县农民画除了以上两个原因外，一个现实原因是由于当时户县农民画图式相对成熟。户县农民画孕育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群众美术运动，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掀起了一场壁画运动。1963年及1964年，为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户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画三史”(各公社的社史、村史、家史)活动，农民画队伍发展壮大。这个时期户县农民画的影响迅速由陕西省及于全國。1963年2月，陕西省美协(时称“中國美协陕西分会”)在西安举办“户县美术作品展”并在全省巡展。1964年11月，新华社发稿向國内外报道了户县农民的美术活动。《人民画报》1965年第10期专题介绍户县农民画活动和作品。70年代初，户县农民画步入辉煌期。“农业学大寨”时期，工地美术训练班风风火火地兴办起来。工地上的许多作品后来也参加了1973年在中國美术馆举办的“户县农民画展览”。1972年，有7幅户县农民画入选在北京举办的纪念《讲话》发表30周年全國美展。 二、意识形态对户县农民画的图式修正 “户县农民画展览”上的这批反映革命、生产和生活的写实风格作品，在“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工农兵登上上层建筑领域”的特定历史阶段，成为了美术界的“样板戏”而蜚声國内外。笔者通过阅读当时发表在各大报纸关于农民画的文章以及对展览上的179件作品的观察，发现了以下的问题：当时重要的报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