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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S临床诊治又一里程碑-ARDS柏林标准问世
ARDS临床诊治又一里程碑:ARDS柏林标准问世1967年,Ashbaugh等[1]首次报道12例原发病不同、而临床表现以顽固性呼吸衰竭为特征的一组病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随后为临床所接受。此后,曾提出多个定义和诊断标准,相关问题一直是临床研究的热点。这些诊断标准,大多是在尚未完全明确ARDS病因、病理生理、流行病学等情况下制定的,因而它势必存在先天不足。目前被广泛沿用的是1994年欧美共识会议(American—European Consensus Conference,AECC)ARDS的诊断标准[2]。18年来,随着临床的应用和研究深入,对该综合征认识不断加深, AECC诊断标准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迫切需要修订出一个能与时俱进的新标准。在这样的背景下,2012年新的柏林定义和诊断标准应运而生。
1 AECC诊断标准和相关争议
AECC的ARDS诊断标准为:①急性起病;②氧合指数(PaO2/FiO2)≤200 mm Hg(1 mm Hg=0.133 kPa,不考虑PEEP因素);③正位胸片显示双肺斑片状浸润影;④PAWP≤18 mm Hg,或无左心房压力增高的临床证据。如PaO2/FiO2≤300 mm Hg,且满足上述其他标准,则诊断为急性肺损伤(ALI)。
对AECC的ARDS诊断标准的争议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①由于标准制定时ARDS的流行病学资料不多,所以,对“急性起病”的时间缺乏明确的界定。②不同的机械通气参数会出现不同的氧合指数,而PEEP和FiO2都能影响这一数值,标准中的不考虑PEEP值使得该诊断标准的可信度存在不足。③普通胸部平片在病灶发现上存在其局限性,无法准确判断ARDS。④仅靠临床症状和体征很难鉴别呼吸困难的原因,而肺动脉导管现已甚少开展,且PAWP的诊断价值也有待商榷。它自身亦受容量和心功能以外因素的影响。此外,某些情况下,ARDS同时还合并静水压性肺水肿,上述情况下也会出现PAWP18 mm Hg,给鉴别诊断带来困难。⑤“急性肺损伤”的概念混乱,有时仅指氧合指数在200~300 mm Hg的患者,有时则指氧合指数300 mm Hg的所有患者(包括ARDS),给科研和临床研究的分类造成了混淆。
2 柏林诊断标准和相关修订
2011年,欧洲重症医学学会倡议、美国胸科学会和重症医学学会共同参与的专家组,对来自于4个多中心临床研究数据库的4188例ARDS患者及3个单中心生理学研究数据库的269例ARDS患者数据行荟萃分析,诊断试验评估草案,历时4个月,经讨论达成共识形成ARDS柏林诊断标准。并于2012年6月在JAMA上公布了此最新的诊断标准[3]。见表1。
在AECC标准的基础上,柏林标准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修订:①有研究提示,具有ARDS的高危因素并发展至ARDS的患者,85%可在72 h内符合诊断标准,100%可在7 d内符合诊断标准[4]。因此,将高危因素致ARDS的“发病时间”界定为一周内。②取消了“急性肺损伤”的术语。将氧合指数介于200~300 mm Hg者纳入ARDS标准,并归类为轻度ARDS。③计算氧合指数时, PEEP必须设定一个最小值,本标准对有创机械通气的PEEP做了统一的规定, PEEP值必须≥5 cm H2O,轻度ARDS时如采用无创通气CPAP≥5 cm H2O。④根据不同的氧合指数,将病情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且研究发现此病情分级有利于对病情和预后的判断。其与机械通气时间和病死率呈一定的相关性,其相应的病死率分别27%(95% CI :24%~30% )、32%(95% CI : 29%~34%)和45%(95% CI :42%~48%);相应的机械通气时间分别为轻度5 d( IQR 2~11),中度7 d( IQR 4~14),重度9 d (IQR 4~14)。⑤影像学诊断标准仍沿用既往标准,但柏林标准明确指出,胸部CT诊断ARDS的双肺致密影的特异性高于胸片。故在病情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行胸部CT明确诊断。⑥鉴于PAWP的不可靠性及临床可操作性差,剔除PAWP,引入其他客观指标(如超声心动图)排查心源性肺水肿。
3 柏林标准的其他贡献
除了修订ARDS诊断这一贡献之外,柏林标准还有其他可圈可点之处。①解释了以往的相关疑问,如起病时间、PEEP值的影响、胸片和PAWP的诊断价值等,将诊断标准细化,并将病情分类。②立足于统计学,采用将共识与统计学分析相结合、制定诊断标准的方法,较单纯依靠专家共识得出的诊断标准更有效。草案中曾纳入四项可以提示重度ARDS诊断的辅助参数:严重的影像学改变、呼吸系统顺应性≤40 ml/cm H2O、PEEP≥10 cm H2O和经校正的每分钟呼气量,由于这些复杂指标并不能提高对病死率的预测价值,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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