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日恢复邦交而奉献台湾同胞.docVIP

为中日恢复邦交而奉献台湾同胞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一批台湾同胞为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民间友好往来奉献了心力、承担了大量工作。而这些身处幕后的台籍人士却鲜为人知，在即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记录和缅怀这些为中日两国世代友好做出贡献的台湾同胞，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今天，无疑具有积极的纪念意义。 新中国对日民间外交 新中国成立之初，日本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长期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1952年，日本政府在美国的促压下，同台湾当局缔结所谓“和平条约”，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意图制造“两个中国”，这也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指引下，中日“民间外交”蓬勃发展，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基础。中日两国人民都渴望并致力于恢复和发展传统友谊，从经济、文化交流开始，逐步积累和创造条件，经过“以民促官”，来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以民促官”推进了两国官方关系的改进，最终达到国家关系正常化。 当时对日工作队伍中，只有经历抗日、解放战争的东北地区有限的日语干部。为了充实和加强对日工作力量，一大批台籍人士走上了对日工作岗位。他们中有上世纪40年代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的公派生；有“二·二八”起义后为摆脱台当局白色恐怖来到大陆的革命青年；还有不少是50年代响应祖国号召从日本回国参加建设的台籍留学生、侨胞。党和国家很重视这些爱国台湾同胞，经过严格选拔、培养，以及在实践中的历练，发挥了他们熟悉日语、了解日本社会的优势。而这些台籍人士也在中日民间往来、对日宣传、日语教学等领域中发挥了主力和骨干作用，担负了大量工作，为中日两国的世代友好默默无闻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日本侵华时期，曾经利用恩威并施的手段，将居住在日本偏远地区的大批贫苦国民，以“开拓团”的名义骗至中国定居。日本战败投降后，大批日本战俘、日侨陆续返回日本，但至1952年仍有3万多名在华日侨滞留东北地区。在中国政府的呼吁下，1953年1月，由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红十字会等机构协商，从1953年3月起遣返日侨归国。当时在中国红十字会担任翻译、联络工作的是1952年从日本归国的台籍留学生蔡壬葵（台南人）。从1954年，起参加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担负翻译工作的有组长陈弘（台北人），成员纪朝钦（台中人）、蔡铭熹（嘉义人），他们都是上世纪40年代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的公派生，还有响应祖国号召回国参加建设的旅日台胞陈峰龙（台南人）、陈瑞华、陈妙龄（台北人）等。战犯于1956年分两批返回日本，战犯亦经过蔡壬葵安排与日方交接。这两批日本人返回后，几乎人人都以中国政府宽大、善待他们的亲身经历广泛宣传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以事实批驳了日美反华势力对新中国的种种污蔑，这迅速扩大了新中国在日本社会的影响，也为中日友好发展扩大了广泛牢固的社会基础。蔡壬葵后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推开中日民间往来之门 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在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会议代表以及当时在北京的日本著名和平运动人士西园寺公一等人的推动下，于日侨回国问题的商谈即将结束时，正式提出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以感谢中国方面帮助日侨回国。由此，1954年10月，由时任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的李德全、时任侨委副主任的廖承志率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赴日访问。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访日代表团，该团所到之处均受到日本民间各界的热烈欢迎，也由此推开了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大门。 1955年1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首任会长村田省藏访华，正式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商谈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同年4月，中国贸易代表团赴日访问，并于东京、大阪举办中国商品展览，为中日民间往来发挥“以经济推动政治”的作用。而在代表团中也有两位台籍人士，曾参加抗日战争、时任《人民中国》（日文版）总编辑的康大川（苗栗人）和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的公派生、时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日广播组副组长的方宜（嘉义人）。 1956年3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筹划下，中国京剧代表团一行由国家派遣，以民间形式出访日本。代表团以梅兰芳为团长，欧阳予倩为第一副团长兼总导演，团中荟萃了如姜妙香、李少春、袁世海等知名京剧表演家，阵容之强大前所未有。代表团从东京、福冈、名古屋到京都、大阪巡回演出在日本引起轰动，加之电视转播，观众达千万人之多，为中日文化交流开启了良好开端。当时，访问团中也有位台籍人士，就是在梅兰芳团长身边担任翻译工作的对外文委亚非拉所的苏琦（鹿港人）。 体育运动政治色彩较淡，便于开展交流。1956年4月，日本乒乓球协会邀请中国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2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成为中国兵乓球队首次走上国际舞台。此后中国围棋代表团也于1962年7月赴日比赛。国家体委亦邀请日本众多体育代表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