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l.docVIP

苏轼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l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家，母亲程氏是有文化明大义的女子。少年苏轼在父母的培育下，勤奋好学，博通经史。他成长在一个表面承平而内里各种社会矛盾渐趋尖锐的时代。这时代一方面号称“百年无事”，经济文化都有相当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既有辽、夏入侵的外患，又有豪强兼并、人民困苦不堪的内忧。社会危机四伏，积贫积弱的形势日益严重，改革的呼声，在士大夫层中渐次高涨。苏轼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气氛熏陶下，受儒家经时济世思想的影响，早年即立下用世之志，以身许国，并主张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进行改革。他二十一岁随父入京参加进士考试，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与弟苏辙同科及第。时父苏洵也深受重视，父子三入，一时名噪京师， 苏轼中进士后，二十五岁卜父、弟再至汴京。授他河南主簿，不赴。二十六岁参与制科考试，队三等，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从此踏上仕途。苏轼在风翔三年还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因父苏洵病故，回乡睁丧。三十四岁再到汴京，判官告院。这时王安石正推行靳法，苏虽也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状况，但在变法思想上与王安石柠在分歧。他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书抻宗，反时王安石变法方案，于是引起王安石一派的排挤。苏轼为了远身祸，求为外任，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苏轼出京作地方官，勤政爱民，尽心职守。八九年的时间，他撮然辗转迁徙，但每到一地都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租税，体察民间疾苦。而对于新法实行中的一些流弊，也“不敢默视”．后因“托事以讽”写了一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言官何正臣、舒宦、李定晦人弹劾为“包藏祸心”、“指斥乘舆”，于是在湖州任上被突然逮捕送交御史台论罪。从元丰二年七月被押，到十·一月释放，苏轼在狱中倍受诟辱，几置死地，幸得多方营救，才得贬出。这就是有名酌“乌台诗案”，苏轼生活、思想与创作也从此开始了巨大的转折。眨重甚苎旦旦迢韭韭些卫乳 苏轼山狱后，被贬为黄州团陈副使，但不得签押公事，近于流放。他因经济困难，申请城东坡荒地，躬耕求食t自号东坡居士。黄州五年，苏轼思想转变很大。一方面他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继续关心国家政局，因壮志难酬而苦闷；另方面他闭门思过，消极彷徨，又时时向佛老思想去求解脱。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怀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或雄健豪放，或清旷淡远，成为他一生创作的高峰。元丰八年，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政局发生变化，起用旧党人物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史称“元枯更化”。苏轼即被起用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但苏轼对待新法，又主张“参用所长”(《辩试馆职　　策问札子》)，反对执政大臣们：的全盘否定新法。这种注重现实利害的精神与耿直态度，又与司马光等旧党人物产生分歧。司马光病死，苏轼为旧党官僚所忌恨，又要求外放，于是在元祜四年三月又出知杭州。苏轼十五年后再次至杭，“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杭州谢表，)。他勤政爱民，开浚西湖，赈济灾民，兴建医坊，为百姓作了许多好事． 　　至元枯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都。入朝后本拟有所建树，不料又为旧党贾易等诬陷，心情郁闷不愿留在京城，于是又上书请求外放，不久便被派知颍州，后又改知扬州、定州。 苏轼从黄州被召还，第一次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与进士贡举。他为国家振兴积极荐举擢拔后进，于是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才士云集京都，一时文坛兴盛。苏轼俨然成为文坛盟主，为北宋后期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远谪惠、儋时期 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执政，又恢复神—票薪荏；于幂新党人物又纷纷上台。但这时的新党抛弃了王安石变法的精神，将打击“元枯党人”作为主要目标，于是旧派人物纷纷遭到贬斥。王安石变法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政治运动，蜕化为争权夺利的党派之争，苏轼竟成为党争的牺牲品。他被挤出朝廷，先是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未到惠州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到惠州安置。苏轼在惠州度过两年谪居生活，虽是衰迈之年，处境困顿，仍然关心人民，积极发展农业与兴修水利，为改善百姓生活不遗余力。绍圣四年苏轼已六十多岁高龄，又被改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被流放到海南岛。当时海南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极端艰苦，“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每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侔书》)。但苏轼不戚戚于个人忧患，积棋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才，一直朴朴工作到最后赦还。远贬惠、儋时期，条件最为艰苦，但苏轼思想旷达，随遇而安，并没被困难压倒，反而出现了刀次的创作丰收。这时期他写了大量的与陶诗与书札散文，诗风恬淡、超拔，精深华妙，成为苏轼一生创作的最后锦绣。元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