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文化及现代银行制度建设.doc

山西票号文化及现代银行制度建设摘要：曾经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具有一套独特的商业伦理观，主要表现在诚信至上、义利相通；勤劳保富、质朴节俭；以人为本、和气生财；群体精神、同舟共济。在时代和环境的变革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保证和创新驱动，这些商业理念反而成为了票号衰亡的重要因素。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当前建立和发展现代银行制度不仅要继承传统文化、与时俱进，也应高度重视道德制度化。 关键词：山西票号；经营思想；现代银行制度 中图分类号：F832 山西票号是我国现代银行业的雏形。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初，山西票号在国内95个城市中的总分号数达475家，在日本、朝鲜等国也派设分号。山西平遥、祁县、太谷3县成为全国金融调拨中心，票号以自己的“聚散全国金融主权，而能使之 （资金）川流不息”的巨大能力，极大地影响着北京、上海、汉口、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的金融市场，博得“汇通天下”之声誉。山西票号曾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达100余年，对我国银行业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许多的研究和史料都证明了地理位置、经商传统、大商业世家及醇厚的商业人才成长的氛围等因素在票号成功历程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本文认为票号具有的深厚文化底蕴，以及受此影响而形成的独特的经营管理模式才是票号成功的最根本的内部原因。在当前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金融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挖掘山西票号经营文化及其理念的精髓，对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银行制度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票号文化的主要内容与实践 山西票号的经营思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山西区域文化的影响。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先秦诸子提出“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见利思义”，“利从义生”等经济伦理道德，宋明理学亦提出“明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当时的山西处于少数民族和汉族文化碰撞、融合的缓冲地带，既有少数民主刚毅自强、勇于创新的精神，又深受中原崇礼、重教、讲义、守信、节俭的传统文化熏陶。在这种双重文化的影响下，进而形成了独特的义利商业伦理观：即以道德约束为基础，以信义为中心，以诚信笃实、重义商德、节欲薄利、和谐团结为特点的票号经营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诚信至上、义利相通 儒家提倡的“先义后利”、“贾而好儒”、“诚信无欺”、“市不豫贾”等伦理规范成为票号经营活动的道德准则。山西票号之所以在100多年中根基稳固，首靠信誉卓著，“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治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 庚子之变使在京各行纷纷息业，惟山西票号身价大增，原因就在于“信用”二字，“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券最足可信，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 “再自庚子之变后，独我西号声价大增，京中各号推重，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重，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之诚信相符，不弃不昧，此诚为商务之大局，最为同乡极得手之时也。” 介休富商范永斗，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封为“皇商”，隶内务府籍。梁启超说：“晋商笃守信用”。市井民谣中“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秤平、斗满、尺满足”反映了晋商诚信的美德。义利相通、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是票号经营遵循的重要原则。在商业经营中，难免会有借钱不还、失信毁约的事情发生，晋商一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一方面对这样的事情总是“义”字当先，从不逼人于危困。祁县富商乔致庸在总结自己的经商之道说：“一是守信，二是讲义，三才是取利”。票号终因保持着良好的信誉，而在市面上发挥着“千金之票，欲金得金”作用，清政府的官吏更是予以票号“各省银号汇兑银两，盈千累万，仅以一纸为凭，信也”的评价。 “诚信重义”对票号的经营管理和制度设立有很大影响，如在与客户打交道过程中，山西票号建立信约公履制度，对债券债务的清偿，设定标期与标利，过标时及时偿还的就获得进一步的信任，否则就抬高合作的门槛，依靠信约的公履制度来约束违约风险。在人事的管理上，票号的东家与经理之间是一种“东掌关系”，即以信义为基础的和约关系，不需要任何保证。票号还坚持用“义利相通”的观念来教育约束员工，在大掌柜与伙计间、伙计之间、商号与商号间，以关公的忠义为榜样，树立诚信的企业文化。 （二）勤劳保富、质朴节俭 由于晋商最初是靠长途贩运起家，靠着勤劳、勇敢走出了一条南从浙闽两湖，北达俄、蒙、新疆的“茶盐之路”。清初有记载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干劳瘁、耐风寒……行营进剿，时亦尾随前进……” ，因此，儒家提倡的“勤、俭、廉”就成为了山西票号经营的道德规范。乾隆《祁县志》卷四记载：“唐俗勤俭，勤者生财之道，俭者用财之道。圣人教之，不越乎勤俭而已。”当时很多的晋商家祠堂供奉着祖宗创业的讨饭碗、货郎担、算盘、背褡子等，告诫子孙后代记住创业的艰辛；山西票号在号规中要求不许奢侈浪费，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