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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开征遗产税及赠及税可行性研究【摘 要】我国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的问题，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在阐述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探讨我国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可行性，进而提出我国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具体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遗产税；赠与税；开征；可行性 遗产税与赠与税具有限制私人财富均社会资源的功能，有利于促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缓解贫富悬殊现象引致的社会分配矛盾。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提高，社会收入差距扩大，贫富悬殊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开征已是大势所趋。 1.我国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必要性 1.1 是缓解贫富悬殊矛盾的需要 按照国际惯例，社会贫富差距是衡量一个国家开征遗产与赠与税的重要条件。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显示，2009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90，接近0.5的高压线。世界银行发表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是10.7倍，超过美国的8.4倍，远远比俄罗斯、印度高，最低的日本只有3.4倍。瑞士信贷2010年调研结果显示，2004年以来，我国10%最高收入层的家庭收入增长了255%，最低收入层家庭却只增长了50%，数据相差余5倍。这些都说明我国贫富差距在不断恶化，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将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富人遗产遗赠后代，造成不公平的社会竞争环境，富人后代资源垄断优势，引发“马太效应”。通过征收遗产与赠与税，可以有效地限制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防止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安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1.2 是完善现行税制体系的需要 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制采用较低的税率及较低的累进程度，收入规模过小，特别是对非工薪性质的收入和高收入的征收不力，使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不明显。此外，当前税制体系中，由于税基小、收入小、征管难度大、税制功能缺失、改革相对滞后等因素影响，财产税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财产转让存在税收缺位状态，大大削弱了财产税的社会调节功能。加上遗产税与赠与税的缺位，不仅无法弥补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上的不足，而且进一步削弱了我国税制结构的公平性，税收调控体系出现断层，影响税收调控整体功能的发挥。 1.3 是扩大税源、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 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不仅有利于完善一国税制体系，更为重要的是，遗产税与赠与税不仅扩大了一国税收的税源范围，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逐步成为税源稳定、具有稳定增长潜力的税种，这对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具有重要的开征必要性。参照国际上遗产税与赠与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情况推测，随着我国税收收入的增加，遗产税与赠与税收入增长将远远超过那些收入不高但征收成本很高的小税种，例如车船税和烟叶税。 1.4 有利于引领社会主义新风尚 一是增强人们社会公共意识，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各国遗产税与赠与税税制中一般都有对公益捐赠的扣除项目，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后，富人们对其遗产面临两个选择，要么遗产的绝大部分被作为税款上缴，要么将遗产捐赠给社会公益事业。因此，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将有助于引导人们社会公共意识的增强，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二是增强法制观念，倡导勤劳致富。遗产的继承和财产的赠与，是一种典型的不劳而获行为，征收遗产税与赠与税将被继承人的一部分遗赠财产收归国有，通过转移支付进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制约和限制了财产遗赠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鼓励人们勤劳致富，而不依赖遗赠财产过寄生生活，促使年青一代学会自力更生、独立自强，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2.我国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的条件分析 2.1 经济条件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的经济条件，国际上通用的指标有人均GDP、居民储蓄水平、高收入阶层人数等经济指标。从表1和表2中可看出，我国人均GDP和居民储蓄水平都有大幅提高。2004年的人均GDP为12336元，2010年人均GDP增加到29992元，2004年-2010年，居民储蓄水平也呈大幅度增长，这为遗赠税的开征奠定了经济基础。 注：数据来源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我国高收入群体也得到较大发展，为遗产税和赠与税开征奠定了基础。根据美林与凯捷集团在2008年发布的《亚太财富报告》显示，2007年底，中国拥有10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个人共有41.5万名，拥有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个人共有6038位。此外，2009年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中国年收入超过25万人民币的城市家庭数量为160万人，且未来五到七年将以每年15.9%的速度递增，到2015年，这个数字将达到44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