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三教合流及文化基础.doc

唐代三教合流的文化基础 摘 要：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初起唐。三教讲论，虽肇始于北周武帝时，然直至唐代始以儒、佛、道三教名流论难为风尚，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一文，通过对唐代三教讲论的具体考察，指出三教归一之旨，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然而三教之所以在唐代得以合一，是有着多方面的文化基础的。拙文主要从三教之间长期的碰撞融合，统治者安邦定国的需要，三教之间哲理层面的深层互补以及三教并行的实用功效等四个方面入手，探究三教合流的各方面进程。 关键词：儒释道 唐代 合流 文化基础 绪论 一、长期的历史积淀 三教合流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贯穿整个中古，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佛教的中国化，此过程也就是佛教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 自西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 儒学作为先秦时期的一家之言，便上升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成为 社会政治生活的指导原则，由此读经为官便成为士人光宗耀祖、参 与社会政治的一条门径。清人皮锡瑞曾对经学的发展历史作了划分，并将魏晋时期称为“经学中衰时代”，认为“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 与此同时，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也开始传人中国。佛教自西汉哀帝时期传人中国中原地区之后，此后在内陆地区逐渐发展起来，当时，为了适应传经布道的需要，佛教经典的翻译也就日显重要。汉代译经对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依附和对传统固有的名词概念的借用，为汉魏间格义佛教的流行创造了条件。所谓“格义”，就是引用中国固有的思想或概念来比附解释佛教义理，以使人们更易理解并接受佛教。 早期译经用“无为”来译“涅槃”，把“释迦牟尼”译为“能仁”，以至于当时人们往往以传统的周孔之教和老庄之道来理解佛教，就可以视为是格义的最早运用。例如，牟子《理惑论》在解释佛道时说：“道之言导也，导入致于无为。”即认为佛道是引导人们去追求“无为”的。这里的“无为”指的就是老子的那种“澹泊无为”；“澹泊无为，莫尚于佛。”既然佛与老子都崇尚无为，所以说：“佛与老子，无为志也。”袁宏在《后汉纪》卷十《孝明皇帝纪》中也把佛教的理论理解为与道家学说相似。“格义”既为佛教的中国化敞开了大门，也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进一步开拓了道路，也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埋下了种子。 佛教传入之初，两汉统治者并没有将其视为异类文化，而是将佛教与中国的黄老之术等量齐观。其具体表现为：一是东汉明帝时的楚王刘英，将佛陀依附十黄老一起进行祭祀，以求福祥。史载：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将黄老、佛陀并举：二是东汉桓帝在宫中造黄金浮屠(佛陀)和老子像，并立祠祭拜浮屠(佛陀)、老子。 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亦给予了较大影响。所谓“玄学”，众所周知，足以《老子》、《庄子》、《周易》几部古代经典为基础，结合当时社会的现实政治而发展成为一种不同于汉代经学的新理论，这种理论不仅注重了对于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而旦综合了儒、道思想，探究体用、有无、本末等一些比较抽象的形上思维理论，因而它广泛地影响了当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所以，有的学人亦将这一时期小国的佛教称之为“佛玄时期”。诚如洪修平先生说:“由于玄学本身是儒、道兼综,因而两晋的玄佛合流实际上也就具有了三教融合的意义。” 儒道互动 魏晋时期的主要思想动态是儒道融合而致玄学的产生，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儒道思想发展的内部需求决定的。儒道思想虽然自先秦始就存在着交流互通,但在魏晋时期才伴随着谈玄之风的兴起，才实现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融合。玄学的兴起与衰落告诉我们，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何者更适合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更能满足人们的精神诉求，这是对思想进行取舍的关键所在。 1、上古儒道 孔子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其特点是言人事，重道德，提倡积极进取，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老子是道家学派创始人，其特点是言天道，重自然，提倡顺任天性，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儒家认为人的价值理念高于一切，是人之异于禽兽而成其为人的根本所在,孔子言：“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软！”提倡用礼法名教制约其类于禽兽的自然本性，充满了浓郁的现实关怀之情。道家认为应该法天而行，据天道立人道。庄子说：“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天道无为，自然而然，人道也应该效法天道，去除人为的礼法名教，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克服由所谓礼法名教造成的人的异化。 孔子提倡积极有为，批评不求进取的思想：“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孔子弟子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老庄主张无为而治，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庄子说：“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儒道二家的观点鲜明对立，似乎毫不相干。然而正是因为双方差异性的存在，也为两者的互相融通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 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