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应有的道德品质.doc

官员应有的道德品质 2010年06月07日 15:42:27 　来源： 学习时报 【字号 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道德品质是体现特定阶级或阶层的道德原则并具有一贯性和稳定性的个人的道德特质，它是道德信念、道德心理、道德行为在个体身上长期积淀的结果。如黑格尔所言：“一个人做了这样或那样一件合乎伦理的事，还不能说他是有德的，只有当这种行为方式成为他性格中的固定要素时，他才可以说是有德的。”那么，人与人之间是否具有共同的道德品质呢？国内外伦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存在重大分歧，各种道德相对主义者（包括个人伦理相对主义和社会伦理相对主义）均主张，由于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每一个民族或社会团体的生活环境各异，不可能存在为所有人所共同拥有的道德品质。与此主张相一致，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道德教育领域出现了价值澄清学派，该学派认为，社会的多元化使得社会的不同阶层具有了不同的价值标准，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确定自我价值标准，并通过设计各种道德悖论和价值二难选择，让学生从自相矛盾和摇摆不定的道德模糊状态中明确自己的价值选择，为此，美国伦理学界出版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的相关学术作品，如拉斯的《价值观与教学》、柯申鲍姆的《在学校和青年背景中提高价值观和道德的100种方法》等。应该说价值澄清学派在尊重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提高道德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反对外部道德灌输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伴随美国青少年暴力犯罪率上升、性行为混乱、纪律松弛、考试作弊、公民责任感下降等现象的出现，以道德相对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价值澄清学派开始受到广泛质疑，在以麦金太尔、泰勒等人为代表的社群主义伦理思潮影响下，人们逐步意识到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应当存在一种普遍有效的客观性道德标准，学校应当把一些社会公认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美德灌输给学生，促进学生完美品格的形成，这些共同美德包括：正直、善良、诚实、守信、尊重、责任感、正义感等。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一方面古今中外的不同阶级和阶层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同，其所形成的道德品质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另一方面由于不同阶级和阶层总是生活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他们在彼此交往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些共同遵守的道德标准，只有在道德特殊性与普遍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辩证统一中把握人的道德品质，才能真正了解道德伦理的真谛。如中国古代的儒家就把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视为封建统治阶级乃至整个社会的基本美德，古希腊人把智慧、勇敢、节制、公正当作城邦公民的四大美德，中世纪的基督教把信德、望德、爱德看作基督徒的三主德。与之相比，生活在21世纪的我国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呢？笔者认为，以下几种政治品德应当为我国官员所共有。 　　（1）忠诚。忠诚作为对领导干部的政治品德要求，主要指领导干部要始终如一地、无条件地遵守和实现自己的道德要求，它是中国传统儒家官员品德体系的一个核心范畴之一，如在《论语》中曾子就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在这里孔子所言的“忠”主要是指克尽己责。之后的《孝经》强调：“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亦即在家尽孝，在朝尽忠，忠是孝的延续。当然，忠诚作为一个历史性的道德范畴，其内涵有一个演变过程，对于今天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而言，对其忠诚的道德要求在本质上不同于封建社会，它主要强调从总的倾向上来把握个人对党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根本态度，具体表现为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职守。以忠于党为例，在革命战争年代集中表现为永不叛党和为党的事业奋勇献身，在今天则主要表现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忠于人民则体现了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和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而不是对上奴颜媚骨，对下横行霸道，更不是对群众当面信誓旦旦，过后信义全无，更有甚者，将对群众一时的承诺作为愚弄他们的机巧手段，拿自己的诚信当儿戏，最终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彻底消失。 　　（2）为民。官与民的关系作为政治伦理的重要内容，不仅反映着官员的道德态度，而且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官德本质差别的分水岭，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虽然有大量的民本民贵思想资源，封建君王和有远见的思想家也反复强调“爱民如子”、“为民做主”，但从本质上讲，封建统治阶级重民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仅仅是巩固封建君王政治统治的主要手段。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当代中国，官民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民由过去的奴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由对强权的屈从变成了对自由的肯定，由草奴人格变成了独立人格。然而，由于数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深远影响，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意识还不够浓厚，另一方面，各级领导干部“甘为公仆”的观念也远未树立起来。要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使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级官员深刻认识到，人民性是我国政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