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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典作家对古希腊城市及论析——基于雅典城市及评述(一)
中文译为“城邦”的“波里斯”(πολιs,Polis,City-state,)一词有“城市”、“国家”、“公民集体”三个含义。作为早期国家的一种形态,古代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公民为主体、结合周围农村地区而形成的小国寡民的社会共同体。“公民集体”(acitizencommunity)的形成和发展是城邦的本质所在①(①此处有关城邦的认识为笔者综述著名学者、世界史专家王敦书先生之教学所得。同时可参见John Rich and Andrew Wallace-Hadrill,City and Country in The Ancient World,London and NewYork,1991,p.272。)。波里斯(polis)用以指城邦时,虽然含有城市国家之意,但是并非所有的城邦都是城市国家。有城市的城邦既是城邦,也是城市国家。无城市的城邦则不是城市国家。城邦绝不等同于城市国家。城市国家只是城邦的一种形态,城市是其空间中心和活动中心②(②城市等同或混同于城邦的认识,并非仅见于中国学者,国外自19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持此观点者也非少数。对此,可以从《牛津英语辞典》中窥见一斑。详见J.A.Simpson and E.S.C.Weiner: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second edition,Vol.ⅩⅡ,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9,p.29,Polis词条。国内有些学者也用“城市国家”指称亚非地区的早期国家,“城邦”则是指希腊、罗马的早期国家。)。发展完备的城市,包括城与市两个基本要素。城指城堡、城垣,是军事或宗教中心;市则指市场,其最初是公民集会的公共场所,后也发展为商品交易之所。城市只是城邦的一个部分,是人类居住的、有别于乡村的另一特定界域的自然空间。只有形成公民集体的城市国家,才是典型意义上的城邦。“城邦主要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地区而形成的国家,并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城市,因而只可能处于小国寡民的状态,当它逐渐扩大,比较稳定地拥有更多的城市、领土和人口时,也就不成其为城邦了”[1](pp.360~361)。雅典城邦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不仅是城邦,也是城市国家。没有城市的斯巴达之所以也是城邦,就因为其具有城邦最本质的特征“公民集体”,但斯巴达不是城市国家③(③古希腊人早已认为公民集体是城邦的核心。例如,亚里士多德言:“城邦不论是何种类型,其最高权利属于公民集体,公民集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见Aristotle,Politics,Ⅲ,6,1278b9~11。)。已故著名学者、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撰文认为,斯巴达“名为城邦,实际上却不是一个城市,没有城墙,没有街道”[2](p.34)。 目前,学术界对城邦及中世纪晚期和近、现代城市的研究较多。其实,城邦和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市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没有古代的城市文明,就没有近、现代的城市文明。本文试以雅典城市为例,简要阐释古希腊城市的兴起,综述古典作家的相关论析,以供参考。 一 希腊古代城市的兴起,远可以追溯到爱琴文明时期。爱琴海区的城市始于克里特岛。米诺文化(MinoanCulture)的中心就在克里特。在克里特岛中部的克诺索斯(Knossos),考古发现了早期的聚落核心———宫殿,克诺索斯也因此被称为“宫殿国家”(palacestate),宫殿里的庙宇清晰可见。克里特岛的社会生活在米诺文化早期得以繁荣。尽管克诺索斯宫没有城墙,但是,于克诺索斯发现的那些陶制水管(thetiledconduits),以及宫殿中的内部装饰,诸如住宅设计、宫殿中的卫生设施等,表明当时、当地的劳动组织和工程技术,堪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古城相媲美。“克里特文化最新奇之处是那些窗子,克诺索斯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过了苏美尔城那些幽暗无窗的住宅”[3](pp.145~146)。随着克里特殿堂的全部被毁,该地区的社会活动缩小到地域较为有限的城堡内(德文the Zwingburg,意指“有限的城堡领域”the meager occupations of the citadel),爱琴文明的中心也由克里特移至欧洲大陆的迈锡尼。 相传,凯克罗普(Cecrops)是雅典的创建者及第一任国王。其上半为人,下半为蛇,为人民制定婚葬、书写等制度[4](p.42注释②)。考古发现证明,希腊铜器文化晚期,雅典已是一个重要的地方[5](p.31)。迈锡尼文明时代(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2世纪),雅典已成为迈锡尼文明的一个中心,它拥有几近可以与迈锡尼和梯伦相媲美的王宫与城墙[6](p.34)。迈锡尼文明后期,雅典扩大了防御工程,建立了引水系统,加强了同地中海区一些重要城市的商业往来。 大约公元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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