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作家对古希腊城市及论析——基于雅典城市及评述(一).doc

中文译为“城邦”的“波里斯”（πολιs，Polis，City－state，）一词有“城市”、“国家”、“公民集体”三个含义。作为早期国家的一种形态，古代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公民为主体、结合周围农村地区而形成的小国寡民的社会共同体。“公民集体”（acitizencommunity）的形成和发展是城邦的本质所在①（①此处有关城邦的认识为笔者综述著名学者、世界史专家王敦书先生之教学所得。同时可参见John Rich and Andrew Wallace－Hadrill，City and Country in The Ancient World，London and NewYork，1991，p．272。）。波里斯（polis）用以指城邦时，虽然含有城市国家之意，但是并非所有的城邦都是城市国家。有城市的城邦既是城邦，也是城市国家。无城市的城邦则不是城市国家。城邦绝不等同于城市国家。城市国家只是城邦的一种形态，城市是其空间中心和活动中心②（②城市等同或混同于城邦的认识，并非仅见于中国学者，国外自19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持此观点者也非少数。对此，可以从《牛津英语辞典》中窥见一斑。详见J．A．Simpson and E．S．C．Weiner：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second edition，Vol．ⅩⅡ，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9，p．29，Polis词条。国内有些学者也用“城市国家”指称亚非地区的早期国家，“城邦”则是指希腊、罗马的早期国家。）。发展完备的城市，包括城与市两个基本要素。城指城堡、城垣，是军事或宗教中心；市则指市场，其最初是公民集会的公共场所，后也发展为商品交易之所。城市只是城邦的一个部分，是人类居住的、有别于乡村的另一特定界域的自然空间。只有形成公民集体的城市国家，才是典型意义上的城邦。“城邦主要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地区而形成的国家，并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城市，因而只可能处于小国寡民的状态，当它逐渐扩大，比较稳定地拥有更多的城市、领土和人口时，也就不成其为城邦了”[1]（pp．360～361）。雅典城邦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不仅是城邦，也是城市国家。没有城市的斯巴达之所以也是城邦，就因为其具有城邦最本质的特征“公民集体”，但斯巴达不是城市国家③（③古希腊人早已认为公民集体是城邦的核心。例如，亚里士多德言：“城邦不论是何种类型，其最高权利属于公民集体，公民集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见Aristotle，Politics，Ⅲ，6，1278b9～11。）。已故著名学者、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撰文认为，斯巴达“名为城邦，实际上却不是一个城市，没有城墙，没有街道”[2]（p．34）。  目前，学术界对城邦及中世纪晚期和近、现代城市的研究较多。其实，城邦和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市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没有古代的城市文明，就没有近、现代的城市文明。本文试以雅典城市为例，简要阐释古希腊城市的兴起，综述古典作家的相关论析，以供参考。 一  希腊古代城市的兴起，远可以追溯到爱琴文明时期。爱琴海区的城市始于克里特岛。米诺文化（MinoanCulture）的中心就在克里特。在克里特岛中部的克诺索斯（Knossos），考古发现了早期的聚落核心———宫殿，克诺索斯也因此被称为“宫殿国家”（palacestate），宫殿里的庙宇清晰可见。克里特岛的社会生活在米诺文化早期得以繁荣。尽管克诺索斯宫没有城墙，但是，于克诺索斯发现的那些陶制水管（thetiledconduits），以及宫殿中的内部装饰，诸如住宅设计、宫殿中的卫生设施等，表明当时、当地的劳动组织和工程技术，堪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古城相媲美。“克里特文化最新奇之处是那些窗子，克诺索斯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过了苏美尔城那些幽暗无窗的住宅”[3]（pp．145～146）。随着克里特殿堂的全部被毁，该地区的社会活动缩小到地域较为有限的城堡内（德文the Zwingburg，意指“有限的城堡领域”the meager occupations of the citadel），爱琴文明的中心也由克里特移至欧洲大陆的迈锡尼。 相传，凯克罗普（Cecrops）是雅典的创建者及第一任国王。其上半为人，下半为蛇，为人民制定婚葬、书写等制度[4]（p．42注释②）。考古发现证明，希腊铜器文化晚期，雅典已是一个重要的地方[5]（p．31）。迈锡尼文明时代（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2世纪），雅典已成为迈锡尼文明的一个中心，它拥有几近可以与迈锡尼和梯伦相媲美的王宫与城墙[6]（p．34）。迈锡尼文明后期，雅典扩大了防御工程，建立了引水系统，加强了同地中海区一些重要城市的商业往来。 大约公元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