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大连城乡关系探究.docVIP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大连城乡关系探究摘要：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殖民当局主导了大连地区城乡关系的演进，城乡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二元结构在此时期形成。大连地区的城乡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大连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但是，这种关系本质上是殖民地性质的城乡关系，它归根结底符合了殖民者的剥削利益。因而，大连地区的城市与乡村不可能依赖这种城乡关系实现真正的发展。反而这种城乡关系对大连地区的城市和乡村造成的伤害是长远和深入的。 关键词：日本；殖民统治；大连；城乡关系 大连地区的城乡关系是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总的说这种城乡关系是一种互补的、有效互动的城乡关系，它符合近代社会对城乡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与互动的一般需要，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大连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为大连地区社会的演进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有赖于这种城乡关系，大连地区城市和乡村的发展获得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曾有过的机遇，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也依赖这种关系，大连地区的城乡在日本殖民统治的40年间最大程度地消减了外部动荡的冲击，大连地区的城乡居民由此拥有了相对的安定和和平。 但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大连地区的城乡关系本质上是殖民地性质的城乡关系，它归根结底符合了殖民者的剥削利益。因而，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大连地区的城乡联系和互动并不是长效和惠及每一个城乡居民的。在这种关系中，乡村处在十分被动的地位，乡村的破败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乡村的破败最终造就了城乡二元结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连地区的日本殖民当局日益热衷于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推行其城乡政策，于是城乡关系中对抗性的部分逐渐凸显，最终形成了城乡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割裂的局面。当然，一方面在不健康的城乡关系中城市也不能独善其身，另一方面日本殖民者的殖民政策偏向城市本质上还是出于日本人的利益，普通的中国市民同样是被剥削的群体。因而，大连地区的城市与乡村一样也不可能依赖这种城乡关系实现真正的发展。反而这种城乡关系对大连地区的城市和乡村造成的伤害是长远和深入的。 一、殖民统治由城市向乡村的渗透 殖民统治最根本的标志是政治上的控制。但日本在政治上控制大连地区的野心从一开始就面对着一个巨大的法律问题，即“关东州”只是日本的租借地，“清政府的行政，并没有因日俄交战而中断”[1]（P.397）。日本殖民者深知这一点，因而模糊“租借地”与“殖民地”之间的界线，逐渐建立起对大连地区真正意义上的殖民统治是日本殖民者不遗余力要达到的目的。也正是在与中国政府争夺大连地区的实际行政权力的过程中，日本施展了稳步推进的战术，即以大连为中心分层次、分阶段地政治控制大连地区。正因此，大连地区城乡的政治关系先于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形成了二元结构，城市尤其是大连作为日本殖民统治大连地区的中心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在城乡政治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一）殖民机构触角由城市向乡村的延伸 1904年5月，尚与俄国处在激战状态的日本满洲军为了巩固已占领的地区，就在金州建立了日本在大连地区最早的殖民统治机构—金州军管署。随着日本占领区的不断扩大，大连湾军管署、复州军管署和旅顺军管署此后相继地建立了起来。1904年8月14日，日本大本营为统合各军管署的工作，在金州成立了辽东守备军司令部，负责管辖原先互不隶属的各军管署。军管署、辽东守备军司令部以及前文已述的关东总督府都是军事管理机关，其设置初衷主要是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和为日军解决补给问题，因而它们的设立还没有更多地考虑日常的行政和向城乡各个角落渗透的问题。 关东都督府成立后，殖民机构开始署理大连地区的行政事务，日本也由此开始在大连地区的城市范围内伸展殖民机构的触角。虽然在关东都督府的施政期间，大连地区的殖民机构几经调整，但殖民机构纵向上关东都督府、民政署、民政支署、出张所的四级布局基本确定了下来，大连、旅顺、金州等城市被全数囊括其中。 而直到1919年2月关东厅正式推行会制，大连地区的乡村才真正意义上被纳入了行政管理的体系。但是，“会”名义上是乡民自治的公益团体，关东厅1919年制定的会的准则也一定程度地保障了由中国地主、士绅构成领导集体的“会”的自治权力，因而“会”刚刚出现时并不能被完全看作是一级殖民机构。不过，认识到了这一点的日本殖民者很快在1925年做出了调整，其在这一年连续颁行了《关东州会制》和《关东州会制实施规则》，虽赋予了“会”法人的地位，却同时严格限制了“会”的施政范围。同时，日本殖民者加速了会制和保甲制度的合二为一，即以会为保，以屯为甲，会长为保正，屯长为甲长。这样，“会”监视、剥削乡民的职能得到了强化，“会”也最终沦为了统治大连地区乡村的一级殖民机构。 “会”的殖民机构化标志着殖民机构成功地实现了触角由城市向乡村的延伸。以此为依托，会和会所辖的街、屯数量在此后日本殖民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