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魏晋南北朝之.pptVIP

三国魏晋南北朝之法制 本章提要 东汉末年，因黄巾起义导致各地的军阀混战，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及西晋约50年短暂统一，后因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北朝自北魏始，经东魏、西魏至北齐、北周；南朝则由宋、齐、梁、陈四朝相继，最终由隋代取代北周，后又灭南朝，重新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制度在中国封建法律制度发展史中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律学思想活跃，法律形式、律典体例、法律内容等都发生了重大变革。 重点问题 1、律学的发展。 2、法律形式的变化。 3、律典编纂体例的变革。 4、法律儒家化的进一步发展。 5、刑罚制度的发展变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主要立法活动 一、立法指导思想和原则 二、主要立法活动 三、法律形式的发展 立法指导思想和原则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思想的发展受法家理论，玄学及佛学的影响，呈多元化局面。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法制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即在儒家“礼治”为本的基础上，杂糅各家的思想。这一时期儒家“三纲五常”的核心内容进一步经典化，法律儒家化进程进一步发展。在各种法律思潮的阶段性发展和相互交融中，统治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法律思想原则，对法制实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礼乐抚于中”与“理直刑正” 1、“礼乐抚于中”。张斐在总结晋律体例时，认为晋律体现了“王政布于上，诸候奉于下，礼乐抚于中” 的原则。 2、“理直刑正”。“理直”指的是法律必须明确体现纲常名教，“刑正”指适用法律要做到准确，宽严适中、轻重得当、有罪必罚、罪刑相符。这些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法典形成概念清晰、条文简约、引礼入律等特点有重要影响。 3、引礼入律。南北朝时期，北朝少数民族的汉化改革，以“文治”为核心，其中心任务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吸收汉民族先进的文化，又用本民族的传统丰富汉文化。在法制方面，亦多创建，故南北朝时“中原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 。　　北朝统治者更加注重礼对法的指导作用，注重礼与律的统一。如北魏孝文帝提出“教随时设，政因事改”，“齐之以礼，示之以法”，法为治要以慎刑、恤刑等法制主张。北齐统治者设“重罪十条”，对违背礼的行为从重处罚。 主要立法活动 曹魏《新律》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均进行过立法。蜀汉法律基本上沿用汉律，主要立法活动是诸葛亮和伊籍、法正等人“共造《蜀科》”。孙吴多依汉制，无重要立法建树。曹魏在曹操统治时期，颁行过《甲子科》和一些军法令，虽“嫌汉太重”，但战争的客观形势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特殊地位，使其不便对汉律作出重大改革，因而基本沿用汉律。魏明帝即位后，鉴于汉末律令繁杂，刑罚苛重，诏令尚书陈群等人参酌汉律，制定了《魏律》十八篇，史称曹魏《新律》，于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十月颁行。　 《新律》是三国时期最重要的立法成果。它以汉九章律为基础，但又有较多的发展和创新。首先，在律典体例上，改《具律》为《刑名》，移置篇首，使律典体例更为科学合理。其次，增加法典篇目为十八篇。在汉代《九章律》的基础上对各篇条文上互相重复或相互矛盾的问题，进行了调整和重新归类，增加劫略、诈伪、毁亡、告劾、系讯、断狱、请赇、惊事和偿赃九篇，使法典内容更丰富。再次，首创“八议”制度，使封建贵族官僚的等级特权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 西晋的《晋律》 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正式颁行天下，史称“泰始律”。该律又经张斐、杜预作注释，为武帝首肯“诏班天下”，与律文同具法律效力，故又称《晋律》为“张杜律”。《泰始律》共二十篇，六百二十条。篇目依次为：刑名、法例、盗律、诈伪、请赇、告劾、捕律、系讯、断狱、杂律、户律、擅兴律、毁亡、卫宫、水火、厩律、关市、违制、诸侯。　 《晋律》与前代法典相比，又有了重大发展。首先，法典编纂体例更严谨。《晋律》将《魏律》的“刑名”，分为“刑名”、“法例”，为以后封建律典体例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同时，对篇章的设置进行了调整，使其更加合理完善。其次，删繁就简。《晋律》只有620条，2757字，体现了以汉魏律为基础，“蠲其苛秽，存其清约” 的立法原则。其次，引礼入律。如确立“准五服以制罪”的制度。此后“五服制罪”的制度一直沿用至明清。　 《晋律》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惟一通行全国的法典，也是这一时期承用时间最久的一部法典。以宽简著称，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由繁入简的里程碑，并被东晋和南朝所沿用。 西晋法学家杜预与《泰始律》 杜预出身在忠于曹魏政权的官宦世家，从小博学多通，但由于司马氏的专政和排挤使杜预受到牵连，年过三十仍未出仕。司马昭执政后杜预渐受重用，先后参与了伐蜀和《晋律》的修订。晋代魏后，杜预多次被晋武帝启用出镇边关，在任期间杜预提出了五十多项安边兴国的建议，均为朝廷采纳，并积极进行科学发明，修订出通行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