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与康生会面的前后左右.docxVIP

　一、缘起 　　这个话题，应该追溯至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1953年9月，四川大学流传一条消息:外文系讲师周汝昌出版了一部名为《红楼梦新证》的书。那时年轻教师能够出版学术著作已为罕事，更奇的是，此书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连印三版，引起很大反响。在“地点问题”一章里，作者周汝昌推出曹(雪芹)家老宅应在(北京)护国寺一带，并凭借小说本文绘出了“荣国府院宇布局示意图”，指出是由九个大院组成，有夹道，有后楼。后在12月出版的第三版补遗中，周汝昌再明确指出，曹雪芹的老宅应该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女生院，其前身即为恭王府的萃锦园，并首倡国家文化部门应在该处辟一所“曹雪芹纪念馆”来纪念我们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恭王府的后花园即是《红楼梦》中大观园遗址的这个主题，后来一直成为周汝昌一生中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直至他去世。 　　二、纠谬正名 　　《红楼梦新证》出版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力邀周汝昌进京。1954年5月，周汝昌奉调回京，上班第一天即听聂绀弩先生说毛主席对《新证》有好评之语。周汝昌则是满怀喜悦，全力以赴，不仅“恢复”《三国演义》里被删的题咏诗，还核校出大量问题，被聂绀弩“任命”做古典部“小说组组长”，负责整理《红楼梦》新版。然而好景不长，至秋冬之际，即赶上了全国“批胡批俞”运动。矛头先是对准胡俞，继而他自己也被批得体无完肤。刚刚回到北京就遇上这种局面，紧张、担心、害怕在所难免，也很正常，有同事形容他是“每日彷徨斗室，其情甚苦”，确是真实不虚的。然而倒霉的他此时又突患急性阑尾炎，赶忙送进医院进行剖腹手术，没料到手术后伤口不仅未愈反而又遭发炎，只好刮去烂肉再行手术。这一大折腾，使他元气大伤，身体自此衰弱下来。1955年3月，老同窗黄裳先生致函首句即询“病已大痊否?”，周汝昌回信道是:年馀未能以一字奏候，媿媿。所以然者，忙病與媿兼。其病则缘剖腹后恢复未好，工作过早，转成严 　　重之神经衰弱，眠食俱废，身体本是鸡肋，至此亏损虚耗或于极点。……仍在寓所工作。兄始终在“人文”古典部分，未有别事，现时正校红楼新版，案头程甲、程乙、脂本五本等纷如也。”(1956年1月)然近年有人著书说周汝昌是“吓”得住进医院，岂不咄咄怪哉?记得李希凡当年曾奉命去医院看望周汝昌并传达了上边意见，是为不争的事实;况且1955年，周汝昌还获得其单位年度工作奖励，假如吓得躲进医院，他还能有这份殊荣吗?……依笔者看来，上述撰文者若非别有用心更为何哉? 　　三、旧业重操 　　60年代刚一开始，国家为举办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活动，将主题定为伟大小说家曹雪芹，于是，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各种活动开启，大观园遗址的课题重新再起。这时的周汝昌已经得到了与友人进入恭王府考察府园及其九道大院的机会，得以旧业重操。周汝昌研究恭王府即《红楼梦》中大观园遗址的这个结论，得到了中央与北京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最好的例证即是1961年春，《文汇报》驻京记者吴闻告诉周汝昌一个好消息:遵照周总理之指示而开会讨论，北京市政府采纳他的观点，拟于恭王府建曹雪芹纪念馆。周汝昌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兴奋之余，写下一首诗，诗曰:岁辛丑二月廿七日吴闻女史见过谓云顷市府采鄙说恭邸萃锦园即红楼大观遗址有辟为雪芹纪念馆之议并拟邀往一看刻地属别用非相引不得辄入也因缀长句用寄女史以纪一时之事义类相关得附于兹卷 　　芳园人说禁城西，老柳官桥迹欲迷。 　　萃锦久陈身后事，天香犹榜梦中题。 　　季伦旧语终谁解，文叔新编倘易齐。 　　多幸来朝叩关处，试从燕嘴觅芹泥。 　　这种局面在周汝昌致黄裳信函中也得到证实: 　　……昨有介新抄本小文刊于文汇，想已见之耶。后岁(六四年)将为雪老逝年皕周纪念，岂不当有以结翰墨缘乎?念此真不可不勉。 　　(1961年7月)本年红事特多异闻，台湾之影印甲戌本也，牛津之出版“探源”也 　　【吴世昌著红楼梦探源英问答本一巨册 On The Red Chamber Dream】，皆一时之奇讯。弟皆尝见之否?……尤有进者，此间正在考察“荣国”“大观”遗址，有为雪芹立纪念馆之说。报纸又来约兄为写“雪芹家世生平丛考”，兄已斗胆应之。明年第一季或将陆续有文出，以“问世传奇”，未可知也……(1961年12月) 　　四、机缘凑泊 　　1962年，红事更为热闹。让我们先看看周汝昌是如何说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刚一开始，国家因为要举办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国际性隆重典礼活动，选定了《红楼梦》伟大作者曹雪芹，便立即行动起来。当时，中央领导人十分重视，责成文化部部长茅公总主持，具体事务给了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所有调查研究、征集文物等多种任务同时迎运而兴，大家兴致勃勃。调查曹雪芹故居、祖茔、有关遗址、宗族后人，项目多、规模大。新闻界是《光明日报》与《文汇报》之京沪两家大报的人士不断来访问了。而北京市则是王副市长和他的秘书周啸邦驾临小斋，……寻找头绪，拟议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