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统一中东德转型.doc

导言：德国统一中的东德转型 ——关于公平、效率、稳定与代价的反思 朱小平 众所周知，世界范围内的国民经济（及国家政治体制）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及中央集权体制）向市场经济（及社会分权体制）转变的历史事件，即所谓的“转型”这一类历史事件，是在1989年后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家中几乎同时发生的。这一历史事件是前所未有的、突发性的。因此，在“转型”已作为历史展现之时，乃至“转型”本身已显现出很高的社会成本与代价之时，对“转型”及如何“转型”的理解都是严重缺失的。“转型”是在没有任何理论先导与思想准备的状态下的历史突发事件。 转型作为一个历时的过程，肯定有其起点与终点。转型的起点，在“转型”所指的那个具体的国家，当然是由历史已经决定并通常有其具体的特征，而其终点则只能是一项社会选择，故从广义来讲，其终点是达致一项不同于转型前的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生活方式的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实际就是一项社会共识及其按此共识所建构的一套政治、经济的制度。任何社会契约所要达到的目标归结起来就是公平、效率与稳定。在这里，“公平”与“稳定”的字面意义是直观的、自明的。“效率”则是指在所建构的制度安排下，国民经济就其要素禀赋而言能达到其生产可能性边界——至少理论上就是这样。在“效率”目标的意义下所涵盖的通常仅指经济活动（生产、交换、个人选择、公共政策）中的成本—收益（效用）比较的优化。 因此，就转型过程而言，通常（即经济学意义下）的“效率”这一术语并不能涵盖转型作为一个历史在其全过程中社会本身所承负的种种代价。所以，在思考转型问题时，就要求拓展一般社会契约论关于以上所指的三个目标，而使之成为这样的四个目标：公平、效率、稳定与（转型）代价。 其次，“公平”不仅要考虑一项新社会契约本身的公平性，在转型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还必须考虑历史公平的还原即所谓的“转型正义”。 可以将这四个目标（转型目标）构造成以下相互作用与关系的一个图示： 图一 这幅图的意义在于表明各目标相互联系并在转型全历程中所具有的一种整体结构。每个目标都有与其他目标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为了简化叙述，可以在某个具体事例中，只关注某一个目标（如公平）或只关注某两个目标（如公平与效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事实上（至少）有四个（主要）目标存在并相互关联，并且，最重要的还在于如何达致这四个主要目标与转型的路径相关。一个简单的描述方法，就可以说成是在给定转型起点时，达到同样的公平、效率与稳定的社会契约（转型终点），则社会所承负的代价与转型所历经的路径相关。不同的路径将使社会承负不同的代价。于是，理论上存在于不同路径中选择最优（或次优）路径的可能性，以使社会的转型代价趋向极小。当然，这里特别指出的就是决不能有意地孤立出四个目标中的某一个作为终极的而置其他目标于不顾，历史与现实均已证明，这样一种作法，最终将会使社会承负它所不能承负之重的巨大代价。因而，也存在这样的状况，即某些“劣”的路径及其自我依赖可以使转型最终无法达致社会共识所愿景的那个终点状态。 就“制度”在现代社会所指的意义讲，主要地就是指一个政治社会的主权政府以法令、行政法规等形式所颁布并（强制）实施的一系列规则。广义的政府——既包括立法、司法与行政权力制度与常设组织在内的“政府”——是转型过程中极重要的角色。因而，关于转型路径的选择，既由于各种历史的偶然性事实上细节上被决定，同时，也就表现为是一项政府的主动选择。就转型国家所重建的政府均为代议制政府而言，这是很自然的。关于“转型”的反思实则也就成为了关于这个政府对于转型路径的选择的分析与评价。 前苏联、东欧国家突发而至的转型，涉及到十多个国家数亿民众，重塑了世界地缘经济、政治与军事的地图，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各个国家的众多学者——不论是身在事件中的当事人亦或是“局外人”——纷纷加入到对转型问题的审视与反思之中，并且，由于转型并非是一个被预见的历史事件，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各国（新）政府在转型初期大多是以一种被动的、急促的方式决定或安排着转型的具体路径，结果就是对于各国的转型历程一般地并非依据某种慎思下的最小代价的路径去演释的。一些国家转型中呈现的巨大社会代价，就又促使了对于“转型”的更深入更细致的反思。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各学科（以经济学为主）已在“转型”这一命题下，形成了相当规模与深度的一个新的分支，如“转型经济学”。 比利时学者热若尔·罗兰（Gérard Roland）把转型分解为政治改革、自由化、稳定化、税收改革、私营企业建立与准入、私有化、企业重组、破产改革和银行改革等专项，在各专项的改革推进政策取向上至少可以有急进与渐进两项选择。由此可见，转型的路径选择有许多重政策组合，如果还要从转型路径的动态特性加以考虑，那么作为政策的序贯决策组合当然就更加丰富。因此，转型目标的社会共识一旦达成，则转型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