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电视谈话节目中民主意识.docVIP

我国电视谈话节目中民主意识摘要: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民主意识既体现在它对于公共领域的建构上,也体现在谈话空间、嘉宾以及话题的双重性上。这使得谈话节目从形式和内容上具有了民主的色彩,即让公众意见进入到公共论坛中产生碰撞、交流,并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最终实现在国家空间、私人空间中产生思想观念的协商和情感的交流。 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 民主意识 公共领域 双重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的发展经历了以电视剧和综艺节目为主的娱乐性、以社会纪实报道为主的纪实性、以谈话和讨论类节目为主的思考性三个阶段,其凸显的是电视功能的变化,即从满足受众单纯的休闲娱乐需求到为受众获取社会信息进而给受众提供表达观点、交流思想的空间。其中,作为思考性代表的电视谈话节目尽管仅有十多年的历史,但它的出现不只意味着说话主体的变化,普通人开始从“听电视说”逐渐转换到“我在电视上说”,而且无论从国家还是从公众的角度而言,它都预示着一种民主意识的凸显。 社会转型与谈话节目对公共领域的建构 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与当代社会转型有着极大的关系,其本身就是对联结国家与个人的公共领域的建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电视谈话节目从出现之日起就不断凸显出一种民主意识。 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公共领域是一个话语空间,它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充当二者的调节器和修正仪。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尽管存在着古代议事厅和火塘这样的准公共领域,但从整体上而言,中国传统的话语方式是私人言说,表达的仅仅是私人的观念,追求的是个人境界的提升,通过克己、复礼、修身、齐家等自我修养途径,实现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理想。尽管其中也或多或少地涉及与公共意见相关的话语表述,但却从未实现过从私人化向公共化的转化,而一贯是以私人方式解决公共问题,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新中国成立30年间,高度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直接导致了“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形成。“国家――民众的二元结构取代了国家――社会――民众的三元结构,导致意见传通渠道和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席,民众无法发挥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的建构作用”。公共话语空间的缺失使得国家和民众之间不存在任何的意见缓冲、调适与反馈,典型的表现就是包括电视、报纸、广播在内的所有媒体信息都为国家意识形态宣传服务,民众只能作为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全面的结构性调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轨、集权政治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型、单一封闭的传统文化向多元开放的现代文化的转变。在此宏观社会背景下,“人的主体意识不断提高,人的主体意识与主体精神开始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电视媒体单一的宣传功能越来越无法满足多元文化的需要,加之受到国外“脱口秀”节目的影响,中国电视谈话节目逐渐成型,并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一股席卷中国电视界的潮流。同时,在社会全面转型的过程中,国家也开始由原来的一切社会事务的包揽者转向公共事务的服务者,并对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的某些激进的改革探索保持着适当宽容的态度,这种态度给中国电视媒体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了可能性。2000年12月,《实话实说》开始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对于这样的节目,首先保证一个边缘的位置才是行之有效的策略,即先有言说的合法性才可能有意义、内容的合法性”。而正是在《实话实说》得到政府的“质量认可”之后,国内其他电视媒体才开始仿效,相继推出自己的访谈节目。 此外,在谈话节目出现之前,中国电视的话语权一直掌握在国家手中并由国家赋予媒体实施,对于普通受众而言,只有听话权而没有说话权。谈话节目倡导“尊重人”,“让人说话”,从此普通受众也有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一方面预示着国家管理观念的民主化趋势,另一方面通过塑造公众论坛给普通受众以说话权,而说话的过程无疑增强了受众的自我意识,“使得广大受众不愿意总是处在一种被动接受的地位上,而是希望由接受者到参与者的转换”,换言之,电视谈话节目在给予少数受众说话权的同时,唤起了大多数受众的表达欲望,从而唤醒受众的民主参与意识。“它不仅提供了一个人们说话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即每个人都有平等说话、表达权利的机会”。 谈话:培养民主参与意识的土壤 电视谈话节目的民主意识除了体现在它对于公共领域的建构上,还体现在谈话空间、嘉宾以及话题的双重性上。正是这种双重性使得谈话节目从形式和内容上具有了民主的色彩――让公众意见进入(参与)到公共论坛中产生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