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对以色列人文外交.docVIP

新中国对以色列人文外交摘要：新中国与以色列的人文往来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其中，官方的两层互访与民间的友好往来为新中国对以色列的人文外交提供了丰富资源和有力保障；教育交流、友好城市、农业合作、科技合作等多领域往来深化了中以关系、促进了中犹文明对话、形成了“官民并举”的人文外交模式，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新的挑战面前，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对以人文外交，则成为当务之急。 关键词：人文外交；中以关系；友好城市；马沙夫 文章编号：1673-5161（2012）05-0045-10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码：A 一、新中国对以色列人文外交历史梳理 中犹两大古老文明的交往最早可追溯至汉唐时期，犹太人随商队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且以商人往来为主。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拉开了近代中犹两大文明交往的序幕，自鸦片战争至二战结束的百年间，约有超过四万名犹太人出于经商或逃难的目的来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以色列的人文往来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冰冻期（新中国建国至七十年代末）。出于自身战略考量、执政党的社会主义背景等因素，1950年1月9日，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萨尔特（Moshe Sharette）致电周恩来总理表示以色列政府决定承认新中国政府为合法政府并表达了建交的愿望。对此，周总理以“欢迎与感谢”予以回复。但因“美国因素”与“阿拉伯因素”对中以双方均存在重要影响。结合当时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以1955年万隆会议为标志，中国选择了阿拉伯阵营而疏远了属于美国阵营的以色列。这一选择使中以错过了建交的黄金时机，双边关系降至冰点，两国在教育、科技等领域基本没有交往，为数不多的文化交往主要由以色列共产党来推动，如以色列共产党所属的希伯来语报纸《人民之声》（KolHaAm）将中国作家、诗人的作品介绍给以色列读者，其中包括鲁迅的小说；该党与中国科学院保持来往，并组织中以两国共产主义青年会议和中国、以色列、东欧国家运动员会议。这一时期，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以及中以两国的外交政策等因素，新中国对以色列没有开展人文往来的契机与条件。 第二阶段：回暖期（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新中国内政、外交政策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对中以关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至八十年代中期，两国签订了一系列未公开的合约，中国亦表达了对以色列农业、太阳能、道路建设等方面专家的兴趣；关闭十年之久的以色列驻香港领事馆也在1985年重新开设以处理两国不断增长的贸易往来”。1988年至1989年的短短两年间，我国成立了上海犹太学研究会、以色列·犹太研究中心、同济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犹太研究室、南京犹太文化研究室等学术研究机构，专门从事以色列研究、犹太研究以促进中以相互了解尤其是学术交流。这一时期，中以虽尚未建交，但伴随两国经贸往来的增多和政治关系的发展，中国与以色列间的人文往来开始萌芽，为日后以教育交流、科技农业合作为主的中以人文外交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第三阶段：发展期（1992年1月-）。1992年1月，中以正式建交，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得到了飞速发展。尤其进入新世纪后，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对推动中以人文外交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文化领域，两国于1993年5月签署“文化协定”，涉及电视、电影、文学、展览、人员交流等方面的内容，自1994至今共签署六次“文化协定执行计划”；在教育领域，两国启动政府互换奖学金项目以促进中以年轻精英的相互交流，至今已累计交流互换百余人次。两国多次互派教育代表团考察走访以相互学习、加强中以高校与科研机构之间交流；在旅游领域，2007年10月，时任以色列副总理兼外长的利夫尼访华时签订了《中国旅游团队赴以色列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为两国旅游合作拉开序幕。 总的来说，中以建交二十周年来，以“官方为主、民间为辅”为特色的中以人文外交日趋成熟且成果显著。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丰富的公共外交经验又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两国之间合作的磨合期，有效地带动了新中国对以色列人文外交的顺利开展。 二、新中国对以色列人文外交的主要特征 胡锦涛在会见以色列总统佩雷斯时曾表示，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双方应继续发挥优势互补的特点，加强文化、教育、旅游合作。为此，“中方愿学习和借鉴以色列在农业、医药、科技、水资源、新能源等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技术”，以“促进两国人文交流，加深两国人民友谊”。经研究发现，新中国对以色列的人文外交主要凸显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以互派留学生、孔子学院为主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自1992年建交起，中以两国不断开展和深化教育交流与合作，在留学生互换项目、高校代表团互访、语言教学等领域均取得了较快发展。目前，在以色列攻读博士、硕士学位和从事博士后研究以及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