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良镛及香港文人报业终结.docVIP

查良镛及香港文人报业终结提到金庸，人们想到的首先是其武侠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博古通今，深受海内外读者的喜爱。但事实是，武侠小说仅仅是金庸的一个副业，金庸首先是一个杰出的报人，评论家。既然要谈论金庸与香港的文人办报，那我们当然要从金庸及其创办的《明报》谈起。 《明报》，1959年5月20日，由金庸和沈宝新联合创办，其间经历了无数高潮和低谷，到1993年金庸宣布正式退出《明报》时，已经发展成为香港乃至亚洲最有影响的报刊之一。那么，金庸退出《明报》，是不是就标志着香港文人办报的终结呢？一般认为，林山木将其《信报》的转手，标志着文人办报的历史在香港翻过了最后一页。我们首先从《明报》发展壮大的原因谈起。 金庸个人崇尚自由的天性。金庸崇尚自由，从其离开《大公报》便可看出。《大公报》一向是最有公信力、实力最强的报纸之一，金庸怀着一腔热血来到这里。然而工作了一段时间，金庸发现，这里并不能实现其理想抱负，《大公报》已经渐渐变成了“左派”报纸，政治倾向越来越明显。因此，金庸感觉十分不自在，随即投奔了《新晚报》，金庸从来就不是一个“闲得住”的人，创办属于自己的报纸，也就不难理解了。 文人的独特个性。金庸在长城电影公司工作的时候，认识并迷恋上了影星夏梦，在其创办《明报》后，夏梦又一次国外长途旅行，《明报》自一开始就系列报道她的行踪，不但如此，还不惜在珍贵的版面上专辟了一个“夏梦游记”专栏，一连十多天刊登夏梦所写的旅游小说和散文。一份以报道和评述社会大事和世界大事为主的报纸，现在却为一个女明星开辟专栏，一方面，说明金庸敢作敢为的独特个性，另一方面，这也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夏梦的游记小说，出人意料地得到了读者的追捧。 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在创办《明报》之前，便给自己留了条后路，如果报纸办得不成功，自己还可以写小说。在创办《明报》伊始，《明报》勉强度日的时候，就是靠金庸的武侠小说撑下来的。连金庸自己也说，如果没有自己的武侠小说在《明报》上的连载，《明报》不太可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优秀的人才。拥有优秀的人才是办好一份报纸的关键。《明报》的成功和金庸的用人之道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明报》在金庸管理的年代可谓人才辈出。《苹果日报》社长董桥、《东方日报》主笔陶杰，以及下文中即将提到的《信报》社长林山木，都出自《明报》。而包括张彻、黄沾、哈公、倪匡、林燕妮在内的一大批文人墨客都为《明报》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潘粤生、陈非、雷炜坡、汪济、王琳等知名评论家、作家也都先后为金庸效力，为《明报》成为香港的《泰晤士报》立下了汗马功劳。 香港自由的办报环境。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香港无须执照，老板不限国籍、地域，注册个公司就可开张。700万人有17份本地出版的日报，此外还有6份中国内地、美国和英国报纸在这里印刷发行。人均的报馆数目是全球之最，而报纸也如同一般生意，随着市场的变迁此起彼落。 《明报》独立的风格。一份报纸能够获得成功，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其内容及其风格。从风格上讲，《明报》介于严肃和轻松之间，也就是说，既刊登严肃的社评和政评，也不拒绝一些香艳小说作为点缀，在办报的宗旨上，金庸在《明报》的发刊词中就明确表明这张报纸要维护“公平与善良”。而其独立的立场，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 1962年开始，大陆的移民潮向香港转移，达到高潮，香港已经存在的矛盾立刻就激化起来。香港的报纸基本上表现为两种态度，一是“左派”报纸，与中国大陆的政策保持一致；一是右派，对此大登特登，甚至煽风点火，制造事端。《明报》对这样的社会热点问题一开始就表现得非常理智、冷静。《大公报》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出发，多次发表文章抨击金庸和《明报》，但《明报》敢与其叫板，结果一场激烈的笔战下来，《明报》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报，竟慢慢变成了一家香港妇孺皆知的“名报”。 独立的报格，是《明报》成功的最主要原因，那么它于1993年的变卖，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最直接的原因来自金庸的年事已高，无力承担起这样一份报纸的经营策划。并且后继无人，金庸的子女们无人愿意或者说有能力接手《明报》。因此在《明报》仍处于发展的阶段改由商人管理，虽然最后的结果不尽理想，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如果说《明报》转手的最大原因在于后继无人，那么香港文人办报的终结，《信报》的转让则不仅仅是后继无人那么简单，笔者认为，香港一份重要的财经类报纸――由香江第一健笔林山木创办的《信报》转让的原因，更具有代表性，更能说明香港文人办报终结的原因。 自由的办报环境，停刊、创刊、转让司空见惯。自由的办报环境，也就意味着报纸办得好，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然而自由市场就是这样的无情、残酷，能够让你生存，也能让你被淘汰。《信报》的转手并非是因为其无法在香港报业市场中竞争下去，但林山木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