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辩护(Affrmative Defense)的证明责任.docVIP

积极辩护（Affirmative Defense）的证明责任 精神疾病作为辩护理由是否应当废除 第一部分：材料总结 Part A A Constitutional Status of the Reasonable Doubt Rule 这篇文章的主题为讨论合理怀疑规则的宪法地位。Dripps教授认为，不论立法或者宪法可能把定罪事实分为与犯罪构成要件相关的事实，或者与积极辩护相关的事实，政府都要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guilt）的责任，且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不是把积极辩护的举证责任转嫁给被告人，这是法律的正当程序所要求的。作者认为正当程序原则包括合法性原则（legality principle）。一个人除非违反事先已经存在的积极法律，否则不应当被惩罚。州法院和联邦法院应当负责执行合法性原则。Dripps 教授认为最高法院和以往的评论家没有关注到那些为合理怀疑标准保护的联邦宪法权利，实证主义者的评论对合理怀疑规则有误解，他们认为如果立法者要制定一个法律——该法律仅仅要求政府令人信服地证明一套可以使被告人承受刑事责任的事实，这是和法治原则（rule of law）相悖的。 在进行激进的刑事法律改革时，有关立法妥协的谨慎考虑不能使不充分执行禁止非法惩罚的宪法权利得到合理性。 文章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部分，作者追叙与政府证明责任相关的犯罪构成要件和辩护理由区分的发展过程。同时描述实证主义者（positivist）对现行理论的批评，实证主义者提出一种the greater-power-includes-the lesser（大权力包括小权力） 的观点，即认为如果宪法允许立法机构废除某种辩护理由，比如挑衅或者精神病，那么立法机构就当然有权力采取更加温和的措施，转移举证责任。第二部分里，作者对没有被清楚地证明的行为施加刑事惩罚与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不一致。认为刑事案件中的优势证据标准在宪法上创造了一种无授权惩罚的不正当风险（constitutionally unjustifiable risk of unauthorized punishment）。合理怀疑规则以在疑案中照顾被告方利益的方式预防这种风险，即便宪法没有要求被告方主张其无罪的实体理由，正当程序规则要求政府有责任解释将产生刑事责任的事实，并要令人信服的加以证明。第三部分，作者提出不论第二部分是否建立了合理怀疑要求的宪法性地位，鉴于合理怀疑规则和正当程序合法性原则之间的联系，区分犯罪构成要素和积极辩护理由站不住脚。要求辩方就积极辩护负担举证责任很可能造成不公正定罪，不论是历史实践还是司法灵活性都不能给这种区分赋予正当性。第三部分还提出，最高院的批评家没有注意到被告方通过援引合理怀疑规则所主张的内在宪法权利。正当程序要求政府对指控犯罪的每一个要素都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同时在积极辩护提出的证据引起对被告人罪行的合理怀疑时，积极辩护主张不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Winship判例的判定为：正当程序条款保护被告人不被定罪，但如果控方已经对每一个构成所指控犯罪的必要要素的证明都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除外。这里有两层意思：1被告证明自己没有犯罪很难，所以法院要求使用排除合理原则，给控方设定很高的证明标准，防止辩方的宪法权利受到不公正待遇。2 错误无罪释放和错误定罪的影响的差异。冤枉无辜的影响远远坏于放过有罪之人。作者是支持Winship判例的，认为他是on the right track。 在谈到正当程序原则时，作者的理论前提是正当程序原则内在地包含合法性原则（legaility principle），这个合法性原则不仅包括形式上要合法，而且实质上也要合法。这样可以防止州法院搞show trial（虚假审判），绕开正当程序规则，使正当程序原则成为纸上的权利。同时，鉴于美国司法的双轨制，联邦法院不能侵犯各州的司法权，但是又不能毫无作为，在平衡这种关系时，作者提出正当程序原则并不损害这种联邦主义（限制联邦权力侵害州权力），还能为防止不公正定罪提供重要的保障。因为正当程序原则只限制州关于剥夺人生命自由这类关乎公民重大价值的法律和案件，而且一般联邦不会对案件重新审判( trial de novo)，这恰恰是对州司法主权的尊重。作者进一步提出，我们的确需要平衡各种利益，但是必须要考虑宪法利益，在平衡时尤其要反映宪法的偏好而不是司法的偏好。 Part B Constitutionality of Affirmative Defense 这篇文章着重谈Patterson v. New York案件之后积极辩护的合宪性。Goldwag认为帕特森判例没有改变Winship的基本规则：控方必须证明每一个犯罪构成要素，且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帕特森试图从范围上限制把那些可以减轻被告人罪行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