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的仪式观“媒介中心论”的情结.docx

传播的仪式观：“媒介中心论”的情结？(2009-05-02 09:20:25)转载标签：传播文化仪式分类：我的论文做读书笔记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尤其是对于凯瑞的《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在我们平日的学术训练中，脑子里面总有明确的“学科划定”作祟，不肯把思路打开，而宁愿在自己的“领地”中深耕细作。受此影响，我读凯瑞的书也遇到了不少麻烦。读书过程中对一些陌生的哲学类词汇望而却步，又对作者横跨几门学科式的行文思路摸不着头脑，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时被凯瑞深刻的思想和广阔的视阈撼动。我们经常提起“跨学科”，并把它标榜为一种学科的创新方向。或许，按照凯瑞从文化角度来解读传播的思路来看的话，我们也应该用文化来消解学科，那本来不是一种健康的学术视野。凯瑞到伊利诺伊求学时，那里有一种跨学科的传播研究方法，所以他学会了抵制今天学术界希望专门化和分割的压力。[1]从这点来看，《作为文化的传播》更显示了它的可贵。虽然在很多人看来，读书笔记的要求相对较低，但真正好的札记一观便见功底。《作为文化的传播》的读书笔记我搜集到几篇，比较规范的有：《传播：以文化的名义》和《传播：人类共享意义的文化仪式》、《电报的故事——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札记》，另外还有一些对评介凯瑞及其观点的文章，如潘忠党老师的《传播媒介与文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三个模式》、郭老师的《理解与表达：对凯利传播仪式观的解读》、张建中的《詹姆斯·凯瑞与美国传播学研究》。此外，在《媒介环境学》一书中收录有弗里德里克·瓦塞尔撰写的一章“詹姆斯·凯利：寻求文化平衡”，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凯瑞的生平和理论体系。要达到以上文章的水平，非一日之功。我希望通过对以上材料的学习启发自己的思路，以下谈谈自己的所学和所思。急于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不能很好地建构自己的基础，而且还很容易走向偏颇。我还是习惯于将第一步的重心放在对《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内容和体系的梳理上。作者在引言部分已经交代出作者的立足点：“关于传播技术革命的讨论、对媒介过高的期许或言过其实的恐惧，都只是老调重谈”[P3]。凯瑞“对那些围绕、赋予、诋毁传播媒介的任何天使化或妖魔化的意向一一进行了解构”[P2]，作者希望“人们走出对传播与技术进步田园牧歌式的陶醉、对其威力与统治的可怕描述”[P8]。作者开篇即把媒介置于一种严肃的历史观中，以力求还原媒介的历史原貌。此外，我们可以从文章的引言部分看到全书关注的几个话题，如民主、时间/空间、口头文化/书写文化、不同的传播实践观[2]等。引言的最后部分交代了作者的源泉——传播与技术的矛盾或美国文化的不确定性，并总结了论文：在论文的第一部分作者探讨了文化和文化研究的概念；第二部分探讨了技术与文化如何合而为一，技术彻底是文化的产物，它所战线的观点和灵感实质上是一种创造与表达。这些论文都表明，传播媒介不仅仅是某种意愿与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明确的生活方式：它是一种有机体，是我们思想、行动和社会关系中的矛盾的真实缩影。在石义彬和单波写的《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概观》中，有一段评价凯瑞的文字：传播学家詹姆斯·凯利（J. M. Carey ）是文化研究话语在美国的重要“代言人”。他完全打破了沿习已久的拉斯韦尔研究模式，宣称传播的最高表现并不在于信息在自然空间内的传送，而是通过符号的处理和创造，参与传播的人们构筑和维持的、有意义的、成为人的活动的制约和空间的文化世界。在他看来，传播活动是人们交往的一种仪式，其作用在于通过符号的处理和创作，定义人们活动的空间和人们在这一空间扮演的角色，使得人们参与这一符号的活动，并在此活动中确认社会的关系和秩序，确认与他人共享的观念和信念。因此，对于他来说，研究人的传播活动的原因并不在于它有巨大的影响或潜在的影响，而在于人们的符号表述活动本身就是文化，研究人的传播活动就是研究文化。在这里，凯利既融进了施拉姆的“传播即分享信息”的观念，又深入到对文化、意义和权力的诠释，把文化研究导向传播媒介容纳文化及其变迁的过程，呈现出人们仰仗媒介的影像建构实体生活的过程。尽管这其中有着挥之不去的“媒介中心论”的情结，但它本身无疑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现实性的真实表述：在社会生活和文化图景被片断化了的时代，人们唯有依赖媒介去保持“整体”感觉，去构筑和维持有意义的、成为人的活动的制约和空间的文化世界。更为可叹的是，实际上人们并不能通过媒介达到此目的，因为媒介所呈现的“媒介事件”，只不过是根据媒介的信息传播特征和媒介市场而预先策划并“彩排”的“中心化”片断或“片断化”中心。这是现代人通过媒介演绎出的现代文化的困境，要走出这一困境，还必须去除“媒介中心论”的情结，站在人的全面发展和整体体验的角度，批判性地考察媒介对人的经验与文化创造的“统治”。而这对美国传播学界来说，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转变。石义彬和单波在这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