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监督司法权冲突协调.docVIP

传媒监督与司法权的冲突与协调 　　当今信息时代，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形式的传媒作为现代社会最强大的舆论工具，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日渐被广泛接受和应用，尤其在司法公正呼声愈高的建设现代法制社会进程中，传媒监督对司法权的影响基于“司法公正”的“口矢”，成为司法权社会监督的最强大阵容。但是，由于传媒自身的“广泛的、自由的”的特点与我国现行的独立审判体制在“司法公正”上结合并不够紧密，表现出明显的冲突和不相协调，导致“公平正义”在二者之间时常发生“歧义”。解决二者之冲突并建立规范的传媒监督机制，对于促进法治社会的进程十分重要。下面笔者以一管之见，谈点自己粗浅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传媒监督与司法权的关系与冲突 　　传媒监督，又称舆论监督，即以传媒为载体对国家、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违反公共道德或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评，引起人们的关注，形成社会普遍性的看法，借助舆论的压力使上述不良、不法行为得以及时纠正，从而确保权力的良性运行，最终达到维护社会公平及正义之目的。勿庸讳言，在现代法治社会，正确的传媒监督既是制约国家公权力进而消除权力腐败现象的利器，同时又是保障公民私权利不受非法限制和侵犯的盾牌。司法权作为国家公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接受传媒监督自应是题中之义。传媒介入司法，报道案件侦破过程、展示庭审风云、追踪判决执行，对于防止司法人员徇私枉法，遏止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传媒的特点，它所传播的信息对公众的意识、观念和行为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因而，当新闻自由权被不当行使时，新闻监督很容易被扭曲，不客观、不真实的报道，会对公众产生误导，引起公众对司法的不当压力，甚至影响司法公正和独立，进而形成“媒体审判”、“道德审判”。近几年，媒体过分关注的沈阳黑帮头目刘涌死缓改判案、苏秀文宝马案以及张金柱驾车肇事案等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众说纷纭，因此，长期以来，司法部门对媒体一直怀着一种爱恨交加的尴尬情感 。 　　传媒监督与司法权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 　　(一)不当监督对独立审判和司法公正产生损害 　　司法活动本质上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判断和推理过程，它要求法官务必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要求审判活动尽可能排除情感因素以及外界非法律因素的干扰和介入。法律规定司法活动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公开审判原则，它要求司法活动应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允许公民旁听和记者采访报道，接受公众和传媒的舆论监督;二是独立审判原则，意味着司法应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和封闭性，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它实质上就是强调法官的自主审判原则，允许并且要求法官在对法律负责的前提下凭自己的理性和良知依法自主地作出裁判，任何外界的力量都无权替代或者指挥法官进行裁判。可见法院是典型的法律适用机关，而不是民意代表机关，其首要职责就是适用法律，法官只对法律负责，而不是受制于舆论导向，也不需要顺从民意。如果媒体过于热衷炒作，造成“法院没判，而媒体先判”，就会给法官造成过大的心理压力，同时还有可能诱发法官哗众取宠的潜在心理。 　　更为突出的是，我国的传媒大多是官办性质，因此传媒监督与其说是民众权利的延伸，倒不如说是政府权利的扩张，其最大特点就是它要以所属机关的意志为意志，而不单纯地以新闻事业的规则去运作，特别是有些媒体以某级党和政府的“喉舌”身份出现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级政府的意见和看法，形成一种权力干预，破坏司法独立。在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财、物均受制于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法官的地方化现象严重，这种体制使得人民法院和法官在代表地方利益的舆论面前无法保持中立。社会上甚至还存在一种怪现象，那就是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媒体上，千方百计托人找着要把事情交给“焦点访谈”、“中原焦点”，而法官也是“谈媒色变”，这时候记者俨然是社会守望者，肩负着“替天行道”“为人民服务”的职责，使得传媒监督似乎成为当代中国非常有效的社会救济手段，一些时候就会表现出超过法律权威的非正常现象，很大程度上干扰了独立审判，影响法官的理性判断，进而影响司法公正。 　　(二) 监督不当导致不良导向，破坏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降低司法权威 　　轰动效应是传媒的本能。一些媒体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吸引读者眼球，常常不惜使用一些煽情语句，甚至歪曲案件事实，引起公众误解。例如，一位假商标印制者以技术监督局无权管理商标为由，对越权打假的技监局提起行政诉讼。这种起诉完全合法，而某电视台栏目以“打假者上了被告席”为题，对法院受理案件议论纷纷，仿佛打假者永远正当，打假过程中即便超越法定权限，严重违反程序，造假者也无从申辩，只要造了假便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可以喊打，法院也必须参与其中奋力打击，而无需审查执法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无需保障造假者应有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这种报道营造的一边倒的气氛，把一个相当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