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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体西用” 摘 要：近代以来，救世实用心态与传统认知机制发生了断裂。由此导致并逐渐扩大的断层，为“中体西用”的产生与演变提供了空间。鸦片战争后，“师夷”的提出使“经世致用”发生了本体与方法的分离，“中体西用”便萌芽于此。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危机促成“师夷”的开始，为给此一“重事功”的行为在传统认知模式中寻求“合法性”理论依据，“中体西用”应运而生。中法战争证明洋务运动不见成效后，为学习更为有效的西方“大本大原”，“中体”被早期改良派缩水为抽象的“圣道”。此后甲午战败带来深重危机，为了变法救亡，“圣道”又被维新派所修改。由此可见，“中体西用”其实只是一个言人人殊的东西，其进步与落后取决于用之之人的认知机制与观念思维。 关键词：“中体西用” 避害意识 实用心态 传统认知模式 断裂 “中体西用”是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重要课题，许多学者对此已做了详尽的研究，产出了丰硕的成果。但似乎多数论著都将注意力集中于“中体西用”理论框架或思想模式之上，而忽视了对其背后认知机制的考察。故不揣浅陋，试图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中体西用”的分析来探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力图挽救国家危亡的心路历程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 一、“中体西用”的逻辑根源 “中体西用”作为一种“借助于文化观的体用理论，对中学与西学二种不同文化因素进行调适整合的一种文化模式”，必然有其文化心理背景。 众所周知，“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价值标准。以此为出发点，传统士人知识分子在认知客观世界时就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而是“把世界看作一个普遍同一的总体，个别和具体事物并不是与这个世界整体分裂为二，而是合而为一的，本体与事物处于原始的同一关系之中……这种倾向决定了它必须依赖一整套与之相应的以整体调和为特征的思维方法。”这就是整体直觉的传统思维方式，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总体的概括性特征，也具有概念的模糊性和理解的多元性特征，最主要的认知手段是主观的内在领悟、体认而非外在的概念界定和逻辑分析。萧功秦先生也指出，中国传统思维具意会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跳过经以概念元素的分解与综合为特征的思维阶段；这就导致了第二个特点，概念的模糊性和非确指性，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自由发挥；进而产生了第三个特点，概念的不可离析性，对新事物不需分解或构建出新的概念而是以原有概念进行对应。 对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而言，这种传统思维就导致了一种硬性附会的认知方式：士大夫知识分子会以自己所熟知的传统概念和思维来套用、解读和表达西方事物，这就像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中学’吃掉‘西学’。”其结果就是新的因素被直接溶于传统理念的范畴，新的观念始终被牢固的认知定势排斥在传统精神之外。由此，近代中国人评判事物的标准就是权威先验性而非独立创造性的：以“尧舜周公孔孟之道”即“圣人之学”作为获取判断尺度的来源与最终依据，进而导致无独立思考精神与自主反思意识，形成一个无须外求、自本自根，而且充满优越感的文化圈。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难以自发地产生于其母体之中。 这也决定了中国人认知世界、学习西方的过程必须经由创巨痛深才能启动。因为只有人性中求生存的本能才会迫使有些人凿开这一自我循环的思想文化体系，朝外张望寻求避害之道。而且随着危机的加深、避害意识的增强，救世的实用理性就会突破传统认知模式，使中国人“吸取一切于自己现实生存和生活有利有用的事物或因素，舍弃一切已经在实际中证明无用和过时的东西。” 因此，在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的双重作用下，原本是一个铜圆之两面的救世实用心态与传统认知机制开始分离，由此所导致并逐渐扩大的断层，给予了“中体西用”产生并不断扩展的空间。 二、鸦片战争之后“中体西用”的萌芽 “事实上，在鸦片战争前夕的嘉庆末年和道光初年，随着今文经学的兴起和向经世致用的转变，已经出现了务实求变的新的学术文化思潮。”这股思潮其实就是盛世之后，社会危机刺激下的产物，显示出一批士大夫知识分子实用心态的强化，本质上就是一种实用主义文化观。不过，在新的危机还未出现之前，他们还能从传统思想文化中寻找传统社会问题的对策，“经世致用”的理论根基与实践手段并未发生断裂。鸦片战争的失败则使这批“经世”之人突然发现，从传统之中找不到抵抗“坚船利炮”的“致用”之道。所以，林则徐开始从传统之中探出头来“开眼看世界”，魏源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了“师夷长技”。这标志着传统认知机制的略微调适：尽管中西的首次交锋被他们解读为“洋艘征抚记”，西方仍被视同“夷狄”，但欲求助于传统而避害却不得的忧患，使他们在以“圣道”为认识标准的同时，也以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作为一个视角，否则就难有“师夷”之念。虽然仍认为中华文化卓绝天下，但“师夷”之念的产生同“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的自信相比，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优越感的受挫。由此，“经世致用之学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