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　.docVIP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　　 中央党校党建部 高新民　　　　　　　　　 　　　　　　大多退出职业舞台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复杂化，群众“民告官”案件就发生了150多万起。这150多万起中三分之一还多是政府败诉，我们可以看大多数是老百姓告的不合适，没有多少道理，但是这对我们确实提出一个考验来了。依法执政，不依法执政别人就和你打官司。老百姓对法律有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这个法对我有用我就拿出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和你博弈来了，对我没用我就规避，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有的政府也有这种倾向，如果这个法规对我有用我就拿过来依法执政，制裁你，对我没用我也规避。双方都存在实用主义。有一个地方更厉害，自己编了一个法，叫《新闻法》法官判案的时候说根据新闻法第多少条判你诽谤罪，把人抓起来。其实我们国家根本就没有新闻法这个法律。中国的法制建设，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漫长的路要走。再比如讲老百姓的监督意识也增强了。别的都不说，这是扬州的，我看你上班是不是迟到了？说这几个人是政务监督员，折射出老百姓监督意识的增强。上班打扑克，开会睡觉，统统都把照片挂到网上去，有的人很委屈，说睡觉的人多了最后处理了他，因为网上挂的就是他的照片。确实是监督意识提高了，甚至是到火车站买火车票在袖口里藏着摄像头，如果你态度不好，或者你有票不卖给我都把你拍下来，现在铁路部门处罚的也很厉害，一旦被拍到照片立马开除解雇。　　　　　　　　　　　　“领导”素质。这里讲的是什么，不是指单位的群众，是指对社会上的非党群众的领导素质。首先是领导党内的方式与领导群众不同，领导党内，第一，党员是基于政治理念一致而自愿结合的组织，他有一个政治上大致一致的问题，第二他有党的纪律，如果他坚决不服从党的指示，要么退党那么开除你；另外你领导行政下级也不一样，上级下的指示下级必须执行，若果有那么几次你可以给他警告，甚至你可以把他解雇，甚至你执行的不好我给你考核不合格，都是可以的。可是社会上的群众他不是，他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你用行政手段很难对付他，除非他违法，用法律制裁。另外以说服为主。说服是沟通的一种，它和沟通毕竟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对社会上的群众你希望他服从我们的指示，说服为主然后以其他形式为辅，其他形式不是说不能用，而是为辅，这还是指常态的。没有群体性事件的常态下说服为主。他要是真打砸抢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另外周恩来讲的和群众结交朋友，我个人觉得这一条非常重要。而且周恩来说的是和各方面的群众结交朋友，这一条我们倒是也记得了，但是有少数人他结交的不是一般群众都是有用的人，有的是有钱的，有的是有权的，很注重这点。我觉得这不太好，实际上真正需要了解的恰恰是社会最底层的群众，那些有钱的有权的他有渠道他能够影响话语权，他能够影响决策，最底层的人有的有话语权，但是他也很难影响决策。国家统计局讲了一个事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找了个样本，在多年来上访的人中随机挑了一些人，调查这些人的社会关系，发现这些人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他的家族中具有科以上干部社会背景的。他们自己调查得了这个数据以后他们自己很震惊。我觉得可以看出问题来，他就没有话语权也就影响不了决策。我10年春节过后去一个县，这个县在西部，不是很穷，他就是吃饭财政。它这个地方还不是一般群众就是县委机关的普通领导，他自己都说，现在办点事真难，不要说一般群众了，就我想办点事真难。我们有好多领导被抓起来以后些忏悔书，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条，叫交友不慎，就是叫朋友交错了。甚至有的领导说是被一帮朋友赶你拉你一块下水。还有周恩来讲的这一条我觉得非常崇高，就是“必要时忘记个人所受侮辱”，我觉得很崇高。你和群众打交道，人家委屈你，误解你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忘记个人所受的这一切还真是不容易做到，有的时候就根本不是侮辱，就是要求和你领导来对话，人家就坚决不对话，甚至就为了个人的面子坚决不道歉。我举一个例子，他80年代处理他处理错了，后来他就上访，问题也解决了，钱也赔偿了，可是他二十几年持之以恒的写信，说我宁可不要这个钱也要组织上给我道歉。可组织上坚决不道歉，他持之以恒的上访就为了一个道歉。还有一个省会城市出租车工人罢工，他当时制定政策的时候有问题，他还很委屈呢，说制定政策的时候是民主座谈调研才制定的，可是你一问他调研都找的是什么人，都是出租车公司的老板。我就讲的是利益相关方你都让他参与，他就找的利益相关方的一方来调研，最后出台了两个政策只有利于公司不有利于工人，结果工人就罢工了。这个地方还不错，一罢工明白是怎么回事立刻做了道歉，废除了这两个当地的土政策。其他地方不干了，说你省会城市带头道歉那以后遇到这种事情难道都要道歉吗？他的理念出了问题，他忽略了一条，在民主政治时代政府要学会道歉，道歉是常态，是一种很高尚的表现。他就觉得很丢脸，你的脸面保住了群众的意见更大了。所以必要时忘记个人所受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