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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下）樊纲 　 　 2009-12-17 最后，在回归分析过程中，我们曾在模型3、3′、3″中分别尝试添加了时间趋势变量、分时段的时间趋势变量、分时段的虚拟变量，用来检验未被解释的TFP。但这些变量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包括在模型中的9个影响变量已经基本全面地解释了TFP，这些添加的时间趋势和虚拟变量已不必要。 　　模型中这些对TFP贡献的估计可信性如何，可以通过不同时期拟合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的比较反映出来。下一节中的表2显示，两者间的误差，在0.2和0.03个百分点之间，应该说是一个十分准确的拟合。 　　四、增长核算与预测 　　在本节中，我们根据以上对模型3，的实证估计和统计数据，分不同时段对经济增长率按贡献因素进行分解。其中虽然外贸依存度的估计结果不显著，我们仍根据其他文献的研究承认其贡献，并接受该估计结果。增长核算的结果见表2。 　　这一增长核算有几点有价值的发现： 　　第一，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仍然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在1999——2007年间的贡献接近4个百分点，但人力资本对增长的贡献不可忽视。人力资本在改革初期贡献较高，而近期较低，是因为改革初期恢复了文革时期被破坏的正规教育，导致人力资本短期内的较快上升。另外作为人力资本载体的劳动力数量增长在早期较快，近期明显放慢了。但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教育程度上升）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对此做出了弥补。而且劳动力数量在回归中已不再显著，说明经济正在从简单的劳动密集转向更加人力资本密集。相信今后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将继续对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这虽然是投入的增长，但反映了从投入数量的简单扩张向投入质量增长的转变。 　　第二，生产率（TFP）进步的作用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在1999——2007年期间对增长贡献了3.6个百分点。比改革早期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这与其他近期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Jefferson，Rawski，and Zhang，2007），而否定了所谓中国经济增长是“没有生产率提高的投入带动”，因此“不可持续”的论断（Young，2000；Krugman，1994）。其中，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贡献在近20年是上升的，在1999——2007年带来了超过一个百分点的TFP增长。与人力资本数量扩大的直接贡献合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三个百分点。科技研发投入规模仍然较小，但增长很快。科技资本的加速增长看来正在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这可能是未来科技创新加速的一个征兆。 　　第三，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发展是过去30年改革时期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在大部分时期合计贡献超过一个百分点。它们对TFP的主要作用来自要素配置和激励机制的改善。外资和外贸效应是两个外源性因素，它们在20世纪80、90年代提高了TFP0.6到0.7个百分点，但由于外资比重回落，近期贡献下降了。 　　第四，基础设施改善在近年来的作用至关重要，其对TFP的贡献在1999——2007年间跃升至2.5个百分点。 　　上述几点说明经济增长的来源正在发生两个重要变化，首先是在投入继续强劲增长的同时，生产率的贡献在上升。其次是生产率提高的来源在发生变化，从主要依赖资源再分配、激励机制改善以及开放导致的外源性效率提高，逐渐转向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科技研发和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带来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这意味着经济正在转向更加可持续的增长轨道。 　　最后，在上述乐观因素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两个不容忽视的负面因素。其一是政府管理成本膨胀的趋势。它对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在改革初期不到0.2个百分点，而近期则上升到近1.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年减少4000亿元GDP的效率损失，而且增加了未来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其二是最终消费率下降带来的效率损失。在面临世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影响会更加严重。 　　基于以上的增长核算结果，使我们能够对未来的经济增长（2008——2020）进行预测。由于考虑了众多影响生产率的因素，我们期望这一预测的准确度将优于单纯基于投入增长或仅仅包括少数TFP影响因素的预测。我们考虑两种不同的场景。第一场景是基于各贡献因素当前变动趋势的延伸，并根据最可能的情况做了适当改变，包括考虑到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可能带来的影响。第二场景做了三个乐观、但可能性很大的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影响因素的变动见表3。 　　假设一，是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使政府管理成本膨胀的趋势得到抑制，不再上升。假设二，是教育条件加速改善，特别是在农村9年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职业培训方面，使人力资本的未来增长率从1.5%提高到2.0%，人均教育水平在2020年比预计多提高0.6年。假设之三是通过改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以及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政策，使最终消费率下降的趋势得到抑制，从而使经济保持更平衡的增长。 　　基于以上数据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