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和形成现代汉语词汇.ppt

格致书院——第一个西方科学著作图书馆 1874年格致书院（主要是一所学校）建立，负责人为傅兰雅，一直到20年后他离开中国为止。该院设在上海租界内，由英国领事麦都思建议设立。其宗旨为：在中国人尚在睡梦之时，将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制造业用最现实可行的方法传到中国。该院举办西方机器、产品展览，组织科学会议，安排科学讲座，建立图书馆与阅览室等。该院筹建委员会组成人员为麦都思、傅兰雅、伟烈亚力、徐寿和徐建寅。 傅兰雅与《格致汇编》与“格致书室” 1876年傅兰雅创办科学杂志《格致汇编》（此前丁韪良与艾约瑟于1872年在北京创办《中西闻见录》，1875年停刊），从创刊至1881年，傅一直为该刊编辑。该刊1876年2月到1882年10月一直按月出版，1890年复刊后按季出版。1885年傅创办“格致书室”（The Chinese Scientific Book Depot)，专门发行汉译西方科技书籍。 傅兰雅对自己翻译原则的总结 1890年在上海的一次传教士会议上，傅对自己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术语翻译原则进行了总结：1、新术语必须尽可能地采用意译，不要音译；2、新术语如果确实不能意译的，必须用适当的汉字来音译；3、新术语必须尽可能地与汉语的一般结构一致；4、新术语必须简洁明了；5、新术语的定义必须准确清晰；6、新术语与其他同类术语具有一种类似性；7、新术语必须富有弹性。 傅兰雅关于同类术语关联性的认识 傅认为，当一些字是同类意义联系起来时，这种关联将由整类事物中经常使用的字来表示。例如“如果我们将number译为数时，那么fractional number就应译为“分数”，root number就应译为“根数”，factor 就译为“乘数”，multiple就译为“倍数”。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来翻译prime number，在没有想出正式名称之前，应该是“X数”，而不是目前翻译的“数根”。傅的预见是对的，prime number 后来就译为“素数”或“质数”。 傅兰雅重视词典的编写 傅兰雅认为，词典的编写可保证科学新词汇的“系统性、公认性与一致性”。1885-1888年间，他编写了一个化学、医学和矿物学词汇表，收在他编写的 The Translator’s Vade-Mecum（《翻译手册》，1888年出版）。 傅兰雅相信汉语将会有现代科技词汇 1886年5月26日，皇家亚洲协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除傅外，其他翻译人如丁韪良、狄考文（C. W. Mateer）、慕维廉、韦廉臣及玛高温都深信汉语中存哟这种可能性。但有的传教士则认为，西方知识只有通过英语才能在中国传播。持这种观点的有Alfred J. Bamford，花之安（Ernest Faber), George M. H. Playfair等。他们认为汉语缺少创造现代科技词汇的构词能力。 傅兰雅的影响与上海制造局的贡献 通过傅的译著，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中物质与技术方面产生了兴趣（这些知识最早介绍于林则徐时代）。上海制造局几十年的翻译出版，使一些想获得西方技术知识的人大为受益。上海制造局出版的书对科学词汇的形成是有贡献的，对法律、政治和哲学领域中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林知乐对中国落后的认识 19世纪80年代初期有关西方地理、技术与科学的书很多被译成中文，但中国知识分子接触的不多，在官员的培养中也每有将西学看成是一个重要课题。美国传教士林知乐（John Allen）是最早看到中国落后原因的外国人之一，他意识到非宗教知识传播的重要性。 林知乐与《万国公报》 1874年林将自己1868年创办的周报《教会新报》改变成为一种“致力于传播有关地理、历史、文化、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以及西方国家的发展通史。”新刊物叫《万国公报》（The Globe Magazine)，定期发表文章，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目的是促使中国人学习西方制度、改革教育与考试制度。 广学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1887年，在上海的一些英美商人、外交官以及传教士创办了“广学会”，1889年林知乐被任命为该学会的负责人。1883年停办的《万国公报》由该会接收，作为月刊出版，原办刊宗旨不变。“广学会”及《万国公报》吸引了这样一些中国学者：他们不只是把西方简单地看作是科学的发源地，还把它看作是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方法的策源地。其杰出代表为康有为、梁启超与谭嗣同。 谭嗣同与西士的交往 1893年谭在上海拜会了傅兰雅，此后便开始学习傅的科学著作。 1896-1897年间，谭写了本重要哲学著作《仁学》，书中提到的一些科学思想来自傅的译著以及《万国公报》上的文章。也使用了一些教士译著中最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