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动物凶猛与阳光灿烂.pptVIP

第七讲 破碎的青春梦与辉煌的狂欢宴 ——小说《动物凶猛》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比较鉴赏 《动物凶猛》——“商业写作中的反叛意识”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王朔的《动物凶猛》“写了中国70年代的城市中青少年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经验，其中最主要的经验便是主体性焦虑以及由之而来的孤独感。这些青少年从学校的束缚中逃离出来，却受到成人世界各个方面的压抑和弯曲，大人与孩子的世界是那么遥远，孩子与孩子之间又不能彼此分享内心深刻而复杂的经验，所以，他们青春期的骚动只能用非正常的形式呈现出来。于是，他们打架、咒骂、起哄、相互嘲笑与模仿，可是，这并不能消除他们内心深处的焦虑与孤独。”（《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而青春期的危险性、叛逆性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青春期的基本特性所决定的：即人快速走向成熟、走向独立而又无法真正实现独立。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一方需要确立自我，一方面又由于主客观原因无法实现这一需要（主观原因是自己生理心理尚不成熟，客观原因是被成人世界限制或压抑），内心外部矛盾冲突十分剧烈，这是人生中最拧巴的时期，因此青春的故事就成了“残酷物语”。《动物凶猛》正以生动的笔触表达了对青春期的独特感悟。 向无拘无束自由狂野的青春情怀的致敬 我感到现在要如实描述我当时的真情实感十分困难，因为我现在和那时是那么不同的两个人。记忆中的事实很清楚，毋庸置疑，但如今支配我行为的价值观使我对这记忆产生深刻的抵触。强烈感到这记忆中的行为不合理、荒谬因而似乎并不真实。（《动物凶猛》） 小说“打开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记忆大门：真实的但并不如意的和伪造的却极其绚丽的，叙述者经过一番自我说服，还是放弃了真实而选择在虚构中完成这个探索记忆的过程。然而经过拆穿之后的虚构难以再美丽起来，叙述者后来强暴了米兰，但他并未因此如愿地得到性的满足，反而使他少年稚嫩的心灵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作品中在最后段落里反复借游泳的动作刻画出他陷入虚无之境无法挣脱的内心感受，这段美好记忆的破灭即在于此，只要逾越了天真单纯的界限，绚丽的想象之物也失了味，而成为令人绝望的存在，‘能感到它们沉甸甸、柔韧的存在，可聚散无形，一把抓去，又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从指缝中泻出、溜走’。 ……如果我们认可叙述者对故事虚构本性所做的坦白，那么整个故事（他和米兰从相识到相熟的故事）其实也不过就是一场白日梦想，潜隐在这场大而清晰的梦境之下的，即是由时代的氛围和个人欲望所交融生成的骚动不安的懵懂情感。 这种失而不能复得情感方式，显然是王朔所最为留恋的事情：在那样一个无秩序无束缚的时代里，尽情地凭借自己那最初萌动的欲望冲动来创造出仅仅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想象空间。那是人一生中最为坦荡的情感，是无知而单纯的，是粗野而强大的，他对这情感以及生成这情感的欲望冲动是那样钟爱，以至于不惜在叙事中做得夸张，甚至自相矛盾，他顾不得这些细节，因为最重要的是这情感可以得到纯粹而绝对的表现。所以米兰第一次出现在叙述者视野中的那张照片是如此美丽，她的笑容真正地灿若阳光，显得超凡脱俗，仿佛可以穿透一切时间的壁垒，永远地激发起无可名状的爱的迷醉。“（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王朔以调侃来完成对一切秩序的否定与嘲弄。调侃既是他小说的结构方式，也是他小说的叙述话语。 他调侃时所使用的修辞策略是“以正喻邪”，而由此产生幽默加反讽的效果。比如，“高晋昂着头双目怒瞪，可以看到他肩以下的身体在高洋的环抱下奋力挣扎。他一动不动向前伸着的头颅很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上的一个起义士兵。” 用“起义士兵”来形容争锋吃醋、打架斗殴的问题少年，正暗含着对主流价值观的嘲弄。 自轻自贱是他调侃时所使用的另一修辞策略。最能代表这一点的是他在《一点正经也没有》里说的那句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谁”。而王朔主人公在嘲笑自己的同时，也将假装正经的人们一起嘲笑。 在他那无所不在的调侃中，不仅那些虚饰和形式显得滑稽可笑，高尚的东西也变得一钱不值，道德、理想、人生、意义、正义等等正面价值统统荒唐可笑。”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阳光灿烂的日子》 : 用金色阳光编织的青春礼赞 有关文革的个性化表述 用反讽建构颠覆性影像 让影像从宅院走上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