淋球菌对氟喹诺酮耐药性探究进展.docVIP

淋球菌对氟喹诺酮耐药性探究进展 　　　摘要 淋球菌对氟喹诺酮耐药性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淋球菌外膜蛋白结构改变所致的膜通透性下降、细菌对药物的摄取减少，可能是导致淋球菌对氟喹诺酮耐药性的一种重要机制，而最新研究表明：GyrA和ParC基因的突变与淋球菌对氟喹诺酮耐药性之间密切相关。 　　作为无并发症淋病治疗的推荐药物，氟喹诺酮对淋球菌有着很强的抗菌活性。可是近年来，淋球菌对氟喹诺酮类药物的敏感性逐渐降低，导致临床上淋病治疗失败的情况日益严重，同时又大大限制了氟喹诺酮类药物的临床应用。目前，这种日益严重的淋球菌对氟喹诺酮耐药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对淋球菌耐药菌株进行全球监测，并将环丙沙星列为监测的核心药物之一。早年，人们就已对氟喹诺酮类药物的作用机制及淋球菌对氟喹诺酮耐药性机理进行了研究，可直至最近，国外学者才开始对淋球菌氟喹诺酮耐药性机理从基因水平上进行研究，现将这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 　　一、淋球菌对氟喹诺酮耐药性概况 　　氟喹诺酮类药物对淋球菌有着很强的抗菌活性，故自其问世以来，便一直应用于淋病的治疗，对淋病的有效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20年来，随着氟喹诺酮类药物的广泛应用，逐渐出现一些氟喹诺酮耐药性淋球菌菌株。Tapsall等[1]对澳大利亚1984～1990年间2141株淋球菌进行检测发现有43株为氟喹诺酮耐药菌株。随后，他们进一步的跟踪调查显示[2]淋球菌的氟喹诺酮耐药率有迅速增长的趋势。在Kam等的研究中发现93.1%的淋球菌对氟喹诺酮耐药，其中绝大部分是高水平的耐药。因此认为在南亚地区氟喹诺酮耐药情况也相当普遍[3]。WHO[4]在1992～1994年对西太平洋地区的20000例淋病患者进行大规模联合监测淋球菌对氟喹诺酮耐药情况，结果发现：3年来，氟喹诺酮耐药性淋球菌逐渐增加，并已广泛播散和流行。这种日益严重的淋球菌氟喹诺酮耐药现状，已成为全球性的紧迫问题，不容忽视。 　　Tapsall[2]在对氟喹诺酮耐药性淋球菌的研究中曾发现：107株氟喹诺酮耐药性淋球菌分属27个不同的营养型/血清型，而其中6种营养型/血清型的淋球菌为高水平的氟喹诺酮耐药菌株。后来Kam[5]的研究也表明：淋球菌Bop和Bpy血清型是两种主要的氟喹诺酮耐药性血清型。这些研究说明淋球菌的血清型鉴定对氟喹诺酮耐药性测定具有意义的。 　　目前对氟喹诺酮耐药的淋球菌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播散和流行，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对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临床和实验人员来说，怎样去认识、诊断这些耐药菌及有效控制其播散，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淋球菌膜通透性与氟喹诺酮耐药 　　对于氟喹诺酮类药物的作用机制以及淋球菌对氟喹诺酮耐药性机理，到目前为止，仍未完全阐明，尚有许多领域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有研究[6]表明：氟喹诺酮类药物的原始靶位是细菌的DNA回旋酶（即拓扑异构酶Ⅱ），氟喹诺酮类药物可通过对抗该酶活性，干扰DNA复制、转录，破坏DNA结构，使细菌染色体断裂，从而起着杀菌的作用。 　　至于淋球菌对氟喹诺酮耐药性机理，研究表明可能与细菌膜通透性改变有关。日本学者Tanaka等[7]曾对6株淋球菌临床分离株（2株敏感菌、4株耐药菌）和5株WHO标准参考菌株的诺氟沙星摄取量和蓄积量进行检测，发现：4株耐药菌的平均初始药物摄取量及20分钟后药物摄取量均明显低于7株敏感菌株，而且有2株耐药菌20分钟后菌体内药物蓄积量仍为零。因此，作者认为：淋球菌膜通透性的下降可能是导致淋球菌对氟喹诺酮耐药性的一种重要机制。而Hooper[6]也曾提出：淋球菌对氟喹诺酮耐药性的发生，可能是由于淋球菌外膜蛋白结构改变导致膜通透性下降，从而使细菌对药物的摄取及药物在菌体内蓄积减少所致。但Corkill[8]的研究却发现：虽然淋球菌耐药菌株对氟喹诺酮类药物的摄取减少，但其细菌外膜蛋白结构并未发生改变。该研究并不支持细菌膜通透性改变导致氟喹诺酮耐药性这一观点。提示：在淋球菌对氟喹诺酮耐药性的发生过程中，尚有其它的因素参与。 　　三、GyrA、ParC基因突变与氟喹诺酮耐药 　　早年，人们就已认识到：淋球菌对氟喹诺酮耐药性的发生与细菌染色体上氟喹诺酮耐药 性相关区域DNA回旋酶和拓扑异构酶Ⅳ有关。但直到1994年，才由美国学者Belland[9]首次对氟喹诺酮耐药的淋球菌与DNA回旋酶A亚单位（GyrA基因）和拓扑异构酶Ⅳ c亚单位（ParC基因)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GyrA基因突变与淋球菌的低到中水平的氟喹诺酮耐药性则需要GyrA和ParC基因突变的共同参与；ParC基因突变仅出现在GyrA基因突变的菌株中，说明其在引起淋球菌对氟喹诺酮耐药性方面仅起着辅助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GyrA和ParC基因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