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与音乐的融合---古代中国与希腊乐律计算起源的比较研究.pptVIP

数学与音乐的融合---古代中国与希腊乐律计算起源的比较研究 ;自公元前5~6世纪以来，世界多个文明圈的数学家和音乐家，都试图厘清音乐声音的本质，并运用数学方法来解决与音乐分析相关的理论问题。使得音乐与数学之间，呈现出一种密切的关联性。其中最典型的是古代中国和希腊。本文经过分析和比较，证明古代中国与希腊运用数学方法进行乐律计算，经历了不同的路径，虽然方法不同，但结果却是类似的。 ;在远古时期，无论东方或西方，声学的大部分内容是与音乐学密切相关的。音乐与数学的联系，主要体现在理论音乐学的律学当中。律学是从发声体的振动规律出发，研究乐音的数理关系。;对音乐声音本质的理解 ;物理涵义;人的感觉;人的感觉的科学化;问题的提出;目前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古发掘的音乐文物，及对其测音结果???析的基础之上。这个研究路径有一定的可取性。 但由于中国古代关于乐律计算的文字记载，与考古发掘出的乐器文物之间，在时间先后上有一定的差距。因此，仅仅从文物分析其乐律计算方法，似有不足。 要进一步论证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制律方法在起源上的相互独立性，从其制律的动机差异，和其数学计算方法上的不同进行分析研究，应该是可考虑的另一条进路。;古代中国制律的动机;中国古代乐律计算的起源;最早运用三分损益法计算五声音阶的记载《管子·地员篇》（公元前480年~前422年）说：“凡将起五音：先主一而三，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是以生羽；有三分而去其乘，是以生角。” “先主一而三之”中说到的“主一”，在数学上，应是计数由一开始，在律学上，应包含两种意思：（1）用长度比表示五音时，凡五音之首，无论是何种律的音，取一作为其长度比；（2）求首音的律数时，也是以一为主，不过1 × 3=3，就是用“三”为制律之本。这与上面提到的“纪之以三”正好契合。;“四开以合九九”，“开”为“条陈”，则计算此数的程序如下：3×3× 3× 3=(3× 3) × (3× 3)=9×9=81 “三分而益之以一”，即( 1+1/3)=4/3=2×2/3列成算式，则为：1 × 3=33 × 3 × 3 × 3=(3 × 3) ×(3 × 3)=9 × 9=81··宫81 ×(1+1/3)=81 ×(2 × 2/3)=108·····················徵108 × 2/3=72····················································商72 ×(2 × 2/3)=96·············································羽96 × 2/3=64······················································角;三分损益法计算五音关键在于找到了两个相生因子:2/3与4/3.除了1/1,1/2之外，这两个相生因子在数学上是最简单的。乘2/3,是三分损一，乘4/3,是三分益一。三分损一后的弦长变短，音比其前的弦音高纯五度(3:2);三分益一后的弦长变长，音比其前的弦音低纯四度(4:3).在音感上，由它们产生的纯四度(4:3)和纯五度(3:2)又是完全协和音程(1:1,1:2为绝对协和)。 由三分损益法产生的五声音阶的任一调式只有大全音(9:8)和五度律小三度(256:243)两种音程，其音阶结构甚为简单。这些就是三分损益法的优点，也是它在历代被沿用的原因。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在人们探索自然现象的历史中，三分损益法是科学史上将自然现象总结为数学规律的最早、最成功的尝试。;最早用三分损益法对十二律作出完整计算的文字，记载于秦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律》说：“黄钟生林种，林钟生太簇……,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 这段文字对十二律相生的计算，未载明律数（各律长度比例数），也未记出律长（各律真实长度），但它明确指出用三分损益法计算十二律的相生因子及相生方向（确定相对音高的方法）。;《淮南子·卷三·天文训》中也提到了用三分损益法生十二律的方法：“以三参物，三三如九，故黄钟之律九寸而宫音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黄钟之数立焉。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一十一’三之，为积分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黄钟之大数立焉，凡十二律。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与五如八；律之初生，写凤之鸣，故音以八生。黄钟为宫，其数八十一，下生林钟；林钟五十四……仲吕之数六十，极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