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武汉大学的创办和发展(下).pptVIP

王星拱在国立武汉大学的任职情况 筹备委员会委员（1928.7） 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1928.8） 化学系教授（1928－1945） 理工学院院长（1928.9） 理学院院长（1929.3） 代理校长（1929.3－5） 副校长（1929.6－1930.10） 教务长（1930.3－1933.4） 化学系主任（1930.9） 代理校长（1933.5－1934.6） 校长（1934.6－1945.7） 农学院筹备处主任（1933－1936） 总务长 仪器委员会主席 图书委员会委员 理科季刊委员会主席;　　　 以上种种事实，使兄弟日来感觉得十分不安。好在政府已决定请王抚五先生主持校务；各位院长各位先生也一致表示，愿对本校未来的发展，竭力负责。 　　　 近四五年来，抚五先生暨各位教职员先生，对于校务发展，均竭知尽能，不辞劳苦。抚五先生忠诚劳苦，尤为全校所共仰。校事得抚五先生主持，当能平稳发展。这是兄弟的绝大安慰。 ——王世杰（1933年4月24日 总理纪念周报告词） 　　　 武汉大学少数教员于随学校迁乐山后，行为不检（赌博、酗酒），被人告发。予今日力请王抚五校长以整率学校风纪自任，勿稍苟且。抚五为人太和缓，寡决断，周鲠生、杨端六近来甚不满。（1939.3.2） 　　　 邵逸周自乐山来渝，谓王抚五校长因循苟且，与周鲠生、陈通伯、杨端六诸人均不睦，周、陈、杨均在辞职中。六年前余离武汉大学时，原拟推荐周鲠生继任，皮皓白以王为教务长，周为教授，谓宜推荐王抚五，予不得已允之。抚五为人甚好，然优柔寡断，胸襟亦不豁达，此其短也。（1939.5.1） 　　　 午后余致一电于王抚五校长，促其信任各院长及教务长（鲠生），谋校务之改进。（1939.5.15） ——《王世杰日记》;　　　 当我初入珞珈时，尚是十余岁的懵懂女生，心目中的大学校长，是位高不可攀的巨人。在“新生训练周”中，抚五先生莅临训话，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但见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面容端凝，举止严肃，完全是循循雅素的儒者典范。他除了勉励我们新生应如何用功读书，如何锻炼身体，德、智、体、群，四育齐头并进外，对于女生教育，尤当注意自尊自重，自强不息。在求学期间，不宜广交游，贪逸乐等等。这番谆谆告诫，十分平易近人。打破了我混沌心目中多年来的巨人偶像，他原是一位颇有古风的今之君子。 　　　 此后两年，因大学中缺少公公集会——如中学里的“纪念周”之类。也就少有机会再见到校长。只听到化学系学长们互相传说：抚五先生本是一位杰出的化学教授，可惜转业行政工作，反而掩盖了他的长才。 ——殷正慈：《我所知道的王抚五先生》 　　　 抚五公自1933年到1945年，任武大校长长达12年，他平素一贯爱穿长袍，从不西装革履。一次有同学问他：“我国的传统礼服，为长袍马褂，校长为什么只爱穿长袍，而不穿马褂呢？”抚五公答曰：“马褂带有封建官阶之意，过去帝王赐‘黄马褂’就是一种官职，我是搞教育的，不是来做官的；我只穿长袍，既简便，又保暖，也表示我们为人处世，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刚正自立，不卑不亢’之意。……” ——王允斌：《追忆雪艇、抚五校长的几件往事》;　　　 兄弟对于党务方面，所做的工作不多；对于政治方面，完全是外行…… 　　　 我们武汉大学，为全国四大学区之一，他在我国文化上，占据重要的位置，是值得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我们要秉承学术独立的精神，以满足我们共同求知的欲望，使武汉大学，不愧为全国知识的中心，这是我们大家对于武汉大学所抱持的极热烈的希望。 ——王星拱（1929年3月11日在国立武汉大学第12次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 （《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13期） 　　　 我们试看看：一种学术之影响于民族之兴衰，及国家之隆替，往往都是在数十年之后。……我们研究学术，不能有求速效的心思，所以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学记上说，君子之于学也，藏焉游焉修焉习焉，韩愈进学解上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专毁于随，所谓志据依游，所谓藏游修习，以及所谓勤所谓专，都是要朝夕不离，优游涵泳于学术之中的意思。 　　　 因为军事政治教育三种事业的性质不同，所以从事于这三种事业的人所应当采取的精神和方法，也应该不同。在政治里边，倘若使用军事的眼光，必定损失政治的效能，在教育里边，倘若掺杂政治的工作，也必定摇动教育的基础。所以我们从事研究学术的人，是要不管政治才好。 　　　 …… 　　　 我们在这个时候，必定要抱持不管政治的态度，才能造成研究的空气，才能希望得到学术独立的结果，才能把武昌变成文昌，才能从武汉（专名词）的名义而收到文华（非专名词）的实在。 ——王星拱（1929年10月5日在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 （《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1期）;　　　在这个寒假之内，我到上海去了一趟，又在南京住了两天，会着了许多旧交和新识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