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变法思想中的汉学和佛学（上）.PDFVIP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四年十一月號 總第 32 期 2004年11月30日 晚清變法思想中的漢學與佛學（上） ⊙ 楊際開 一 問題的提起 日本已故著名漢學家島田虔次在《關於章炳鱗──中國傳統學術與革命》中認為，在中國近 代革命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的只有儒教與佛教1 。他以辛亥革命的宣傳家章太炎為例，指出： 「通過與醜美善惡一起正確地了解民族的歷史而產生的對民族的愛，這才是在太炎思想中把 學問與革命聯繫起來的東西。」2太炎對中國歷史的了解是通過浙東史學的認識框架進行的。 這是一種否定「歷史─社會」結構革命論的思維路向：重建推動社會革命的歷史主體3 。氏在 學術與革命的交叉點上審視中國革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連接學術史與政治史的近代中國研 究典範。美國漢學家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在《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 常州今文學派研究》中則提出了一個學術史-政治史-社會史三元互動的分析框架4 。但仍然沒 有說明從「從來不是革命的」常州今文學向革命轉變的內在契機。 筆者認為，要理解近代中國革命的內在契機，必須從清代樸學的學術史演變轉而衍生出回歸 佛性的精神史再進而發展出地方社會力量抬頭的政治史這三元互動的視角，才能把握住辛亥 革命指導理念中大乘革命與政治革命的雙重性格。佛學傳入中國，對國人體認生命世界中的 精神現象起了莫大的作用。經過了長期的文化磨合過程5 ，到唐代，出現了儒釋道三教鼎立的 局面，而到宋元明，儒學又佔了上風，但進入清代，由於清朝對佛教採取了封閉政策，佛教 遂進入了家庭，出現了居士佛教盛行的現象。這一現象在政治史上意味著甚麼？從這一視 角，中國學者也已積累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6 。但多集中在龔、譚、章、康、梁身上，對從龔 到譚的過渡性人物宋恕語焉不詳，本文想以宋恕為中心來探討這一問題。 晚清知識份子的佛學興趣已為學界所注目，如張灝、王汎森、葛兆光都有所言及。張灝指出 了大乘佛教中所含蘊的超越意識與「否定邏輯」不時會浮現出來，對正統儒家思想作出挑戰 與衝擊7 。王汎森認為，唯識學中的轉化理論在晚清被復興了，到清末民初唯識的批判方向明 顯的轉移到社會政治上去8 。葛兆光提出了戊戌變法前後知識人佛學興趣的問題，他認為佛學 思想的一些因數「可能是瓦解固執的傳統意識形態的強烈腐蝕劑」，並指出這一興趣來自兩 個不同源頭的啟發：一是楊文會，一是康有為9 。筆者認為晚清知識份子佛學關心的源頭擬可 追溯到龔自珍、魏源。龔、魏開了有清一代學術的新風10 。他們學術的內在支點正是佛學。 晚清變法思潮是從知識與佛教雙方對程朱理學與專制王權的反叛。對讀書人來說，佛法是作 為精神實體的自我的存在證明。楊仁山對佛學的關心在太平天國運動中的杭州開始的11 ，魏 源的到達點正是仁山的出發點。杭州確是晚清佛教革命的發源地。我們可以把這一現象看作 是中國讀書人回應西方文明衝擊的一種獨特方式12 。這是一個向內用力的過程與日本向外用 力的取向形成了對照。這一對照又展現了東亞文明在面臨西方衝擊時權源與法源的衝突。 在西方文明的內面衝擊下，支撐傳統專制王權的正統儒學意理開始與權力解紐，佛教學理作 為讀書人與專制王權保持內在間距的宗教倫理重新獲得了需要。西方衝擊是持續的，所以對 佛學的關心也保持了連續性。晚清的變法家開始走出漢學營壘，利用民間的佛教資源來回收 西方的文化衝擊，喚起內在的道義自信，進而更新政治，推動變法。這與北宋援道排佛的理 學思潮適相反，從而啟開了近代中國反理學的端緒。甲午以後，這一關心與日本佛教界以及 知識界的動向發生了互動關係，產生出了東亞文明的整體意識13 。 在清朝中葉，就已出現了反理學名教的社會思潮。在這股思潮背後，我們可以看到居士佛教 的強大影響。龔自珍是戴（震）學的傳人，譚獻（1832-1901）又是晚清龔學的傳人14 。在譚 的學風影響下，宋恕繼承並發展了龔學。章太炎則將清末的居士佛學興趣轉變成了革命宗 教，推動了佛教界的革新。從龔、魏到宋、章，佛教資源促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