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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 　　摘 要：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影响我国高储蓄率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制度、收入素、收入分配和人口年龄等因素。本文将结合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理论，在综合经济、制度、人口年龄因素的基础上，加入劳动力结构变化因素，采用VAR模型基础上，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脉冲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冲击是长期的正向影响，抚养比和养老保险比重的冲击主要是短期的，但农业从业人口比重的冲击影响是负向的。并结合分析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储蓄率；刘易斯拐点；VAR模型；脉冲相应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6（9）-0026-06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至今我国国民储蓄率一直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居民储蓄率仍处于上升趋势。2005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为19.7%，我国储蓄率则高达51%。2014年12月，我国居民储蓄达到了49.9万亿元，人均储蓄超过3.5万元，为全球储蓄金额最多的国家。 　　同时，我国在2000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和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赡养比分别达到7%和10：1，已进入老龄社会；2013年底我国老年人口已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据预测，约在2025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和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赡养比将分别达到14%和5：1，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约在2040年将分别达到21%和2：1，进入超级老龄社会。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优势，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结构变化特有的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储蓄，以及高储蓄支撑下的高投资造就的经济高增长奇迹，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三高优势”。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并未消失，中国经济仍有较快增长的潜力。一是体制红利仍有潜力可挖掘，二是人口红利仍有从总量转向结构和质量的空间，三是中国经济的市场潜力巨大，四是目前还有相当部分的储蓄资源在闲置或低效使用的状态。 　　因此，我国的人口数量红利可能已经结束，已经出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结构的变化将通过劳动力供应、储蓄和技术进步三条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可以尽早掌握储蓄变化趋势及可能的影响，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依据。 　　本文在对刘易斯拐点和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因素分析基础上，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述，在经济增长速度、人口年龄结构、宏观经济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影响因素基础上，结合刘易斯拐点理论，加入人口红利（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大）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依据 　　（一）关于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 　　1.刘易斯拐点概念的提出 　　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于1954年在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槎倘保?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 　　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的界定，据蔡?P（2007）估计，我国大约在2009年达到“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在2015年达到“第二个刘易斯拐点”，日本学者田岛俊雄（2008）同意蔡?P的“第一拐点”的判断，但其估计2013年左右达到“第二个刘易斯拐点”。 　　2.人口红利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