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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并没有被逆转 别被假象迷惑 　　中国不能被“逆全球化”舆论所迷惑，而是要“逆”风而行，抓住全球化“钟摆”中的难得机遇，塑造新型全球化，设立新背景下的新规则，并让新一轮全球化的成果既助力中国可持续发展，又惠及全球。 　　近年来，舆论普遍认为，“逆全球化”浪潮正在来临，表现在欧美国家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增长率下降以及移民政策的收紧等现象。然而，真实数据与理论推导显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并没有变，所谓“逆全球化”存在巨大假象。事实是，全球化进程的动能正由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全球化新旧动能转化的过程，中国需敢于面对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全球化速率下降等挑战，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开放型对外经济政策，必将迎来中国不断走进全球中心的下一次机遇。 　　不必被“逆全球化”假象所迷惑 　　从实际情况看，目前“逆全球化”主要表现在以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等重大事件而出现的大国政策变化与国际舆论反应。除了发生欧美国家的少数“黑天鹅事件”外，全球范围内表现出来的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投资低迷、各国移民态度分化、反全球化声音等现象，其实在国际经济理论上早有解释。 　　早在?资?年前，反全球化运动就此起彼伏，影响世界变迁。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就曾将市场能量释放与国内社会保护视为两类极化的变量，解释全球化的“钟摆效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瑞吉也曾以生产、贸易、财政和金融政策的阶段性扩张为目标，解释全球化的规律性特征。由此看，当下所谓“逆全球化”更像是发生在欧美国家、带有地域性、周期性、阶段性特点的现象。尽管欧美国家的影响力足以幅射到全球，但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看法并非如此，全球化的趋势也并未被逆转。 　　从中长期看全球化的各项数据，欧美对全球状态的影响是有限的。在国际贸易方面，2011年-2015年间全球货物贸易占GDP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尽管以美元计价的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出现小幅下滑，但考虑到美元走强、美国对外能源依赖度下降、大宗商品价格长期保持低位等因素叠加影响，类似降幅中的很大部分可以被证实为“统计假象”。何况，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的7年时间里，全球服务贸易增速一直高于GDP增速，服务贸易占GDP比重从2008年12.5%到2015年的13%，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 　　在资本流动方面，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也在强劲复苏。尽管在2014年曾降至1.2万亿美元的低点，但很快在2015年回升至1.76万亿美元，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跨国并购方面，企业寻求整合的愿望强烈。2015年全球并购交易规模总计4.9万亿美元，超过了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4.6万亿美元，构成了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企业扩张的有力证据。 　　在人口流动方面，全球移民总数仍保持上升态势。2000年全球移民总数为1.75亿人，到2015年已升至2.32亿。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员要素的并没有受到各国收紧移民政策的影响，人员的自由流动也带动了其他要素的全球化流动。 　　可见，国际上出现了质疑甚至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和行为，虽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经济的困难和风险，以及难民潮、地区冲突等国际安全问题与收入差距扩大、失业等社会问题，但全球化并非被逆转，而只是在全球化的结构性舆论博弈中，“全球化输家”的看法在互联网时代被放大了。 　　所谓“全球化输家”，是指在21世纪初欧美国家不能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化进程，使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地位受到严重冲击，甚至被社会所排斥。这个群体通过互联网、选票表现出强烈反全球化和反精英的态度，其中尤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其“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政策口号为典型。欧美主要国家“逆全球化”异动，是在国际竞争中日益势微的背景下，表现出来的寻求自我保护的政策安排。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国家内部矛盾激化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相互叠加。全球化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在强调相对收益的竞争逻辑之下，势必产生赢家与输家。随着全球产业链分工布局和生产外包体系的建立，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制造业空心化日益严重，加上技术进步进一步导致中低产阶层失业率上升、收入下降，最终沦为“全球化输家”。与此同时，互联网的传导作用成倍放大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人们的焦虑和愤怒情绪如传染病般蔓延全球，加上欧洲日益严峻的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使得西方主张社会保护、关闭边境等迎合底层民意的民粹主义思想在政治选举中得到充分体现。 　　二是中国等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引发美国的忧虑。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迅速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在短短十年内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和影响全球治理进程的意愿与能力不断增强，而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霸权逐渐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