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下的人口结构及消费关系的研究.doc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下的人口结构与居民 消费关系的研究 内容提要：伴随中国人口的转变，人口结构变化成为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旨在从研究方法、研究区域和变量选取的不同来介绍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的最新理论成果，研究结果为我们理解中国过低的居民消费率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从而为今后制定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关键字：人口结构 消费 研究方法 研究区域 变量选取 人口结构影响居民消费的理论机制 生命周期假说是研究人口结构变化与居民消费关系的最基本的理论机制。根据莫迪里安尼（1954）和布兰博格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 hypothesis,以下简称LCH)，每一时点上的消费和储蓄决策都反映了该家庭希望在其生命周期各个阶段达到消费的理想分布。因此，各个家庭的消费取决于他们在生命周期中获得的总收入和财产，人们的终生消费不受各个时期变化的影响，具有平滑性。[1]LCH认为消费者将一生的预期总收入在不同年龄阶段进行最优配置，以取得跨期效用最大化。主要表现为在青年时期正储蓄，儿童和退休时期负储蓄。因此，LCH在理论上认为不同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居民消费率。 此外，特殊表现为与LCH相悖的情形。遗赠动机和谨慎动机使得退休人口可能会遗赠一部分财产给子女，他们还会保留一些储蓄以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抵消老龄人口比重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率的下降(Hurd,1990;Carroll and Summers,1991)。另外，如果劳动人口预期收入增加，则会增加消费，抵消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率的上升。[3] 人口结构与居民消费的经验研究 莫迪利安尼等（Modigliani and Cao，2004）在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时，以中国1953—2000年时间序列数据为依据，将中国的低消费（高储蓄）率归结为长期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和少儿抚养系数转变的结果。[2] 李文星（2008）利用中国1989—2004年的省际宏观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考察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儿童和老年抚养系数)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儿童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具有负的影响，即中国儿童抚养系数的下降反而提高了居民消费率，但这种影响并不大；中国老年抚养系数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并不是中国目前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5]王霞（2011）以生命周期假说为理论基础，运用中国2002—2008年的省级宏观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人口结构因素和收入增长率对居民消费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间分别存在正相关关系和负相关关系，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6]李春琦，张杰平（2009）建立了一个动态宏观经济分析模型，并利用 1978～2007 年中国宏观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农村居民消费习惯非常稳定，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影响。[7] 高梦滔等（2010）利用来自中国 8 个省份的微观面板数据，在控制农户异质性后，分析农户人口学特征对于其人均消费增长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户的消费行为和严格的 PIH/LCH 假说并不吻合，收入变化和财富对于消费变化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农户消费行为也显示出部分生命周期消费平滑的特征；（2）家庭规模对于农户的消费增长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家庭小型化有利于提高农户的消费增长率；（3）家庭成员平均年龄或户主年龄的变化对农户消费增长率并无显著影响，家庭女性成员比例的增加对农户消费增长具有轻微的负向影响。[8] 人口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结果分析 对于人口结构于居民消费的研究，由于研究方法不同或者选取的变量不同，两者的关系一直没有统一的意见。导致分析结果不同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研究区域的不同 关于农村人口结构与居民消费的研究，李承政，邱俊杰（2012）利用 2001～2009年中国农村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表明，农村少儿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率显著负相关，农村老年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率显著正相关，而农村人口性别比系数的稳健性较差。[9]李响,王凯,吕美晔（2010）对1993~2007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人抚养比上升都不利于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提升。因此,要解决农村消费市场低迷的问题，必须在统筹安排农民子女就业的同时，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10]宫旭等（2012）利用中国 1995-2009 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由于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