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炫耀性消费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docVIP

农民工炫耀性消费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摘要]文章从经济快速增长环境下炫耀性消费日益普遍的现象出发，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利用长春市样本数据对炫耀性消费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农民工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增强了其主观幸福感，从分组回归结果来看，炫耀性消费对不同农民工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增强作用表现为高收入人群大于低收入人群、男性大于女性、第二产业从业者大于第三产业从业者。政府既应通过引导规避过度炫耀性消费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要发挥炫耀性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农民工；炫耀性消费；主观幸福感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1047 　　1引言 　　收入决定消费，这使得城市社会向消费社会迈进，并具有明显的消费社会特征，如商品极大丰富、消费具有明显的符号象征意义。作为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构成群体，农民工是当前我国阶层流动中的活跃分子，但他们既不是纯粹的农民，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农民工在情感上迫切地需要得到城市的认同，并在家乡农村获得所谓的“面子”，这就产生了农民工进行炫耀性消费的需求。他们开始关注炫耀性消费的表征功能，希望能够借此彰显自己在城市中的存在。他们的消费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物品消费，而是一个主动表达和意义建构的认同过程。炫耀性消费成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拉近距离的新方式，并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增长，炫耀性消费在农民工群体中将更加普遍且突出。 　　消费不一定代表幸福。按照谢珍萍（2008）的看法，消费是以代价换取幸福感的过程。个体对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幸福感的评价和衡量，取决于炫耀性消费带来的正向效用，即来自商品由于实用性而产生的物质效用和商品的符号价值使其自身需要得到满足而带来的精神享受，以及炫耀性消费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即为获得炫耀性商品而付出直接经济代价和对环境、社会产生的间接代价等，炫耀性消费行为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应是以上两种影响的综合效应，那么这种以追求社会的认同，满足特殊心理需要为主要动机的行为最终到底能否、多大程度地给农民工带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本文采集问卷调查数据并运用回归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 　　2文献综述 　　加拿大经济学家Rae（1834）第一次提出“炫耀性消费”的概念，但凡勃伦（Veblen，1899）首次将“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概念引入经济学，将其与“炫耀性有闲”进行对比，认为炫耀性消费行为是一种以财富和权利来提供证明，来博取荣誉、地位和声望等的消费活动，这种消费的动机是谋求某种社会地位，其深层含义是人与人之间在需求和效用上存在相互影响，[1]这一概念从此逐渐引起理论界关注。其后，Leibenstein（1950）又进一步将炫耀性消费融入主流的消费需求理论中，他根据动机的不同将消费者对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分为功能需求和非功能需求，这构成了炫耀性消费理论的重要基础。炫耀性消费测度方法的完善也推动了炫耀性消费理论的发展，如Marcoux等（1997） 提出炫耀性消费的物质享乐主义、从属或脱离一个群体的交流、社会地位展示、人际调解和卖弄等五个维度。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基于特定人群来测度炫耀性消费，如Friehe 等（2014）选取东西德研究了炫耀性消费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等。 　　国内学者对炫耀性消费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重?c集中在炫耀性消费的动机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在炫耀性消费的动机方面，杜伟宇和许伟清（2014）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高权力和炫耀性消费之间的正相关性，面子意识在权力与炫耀性产品购买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金晓彤（2015）对社会认同与炫耀性消费倾向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在炫耀性消费的影响因素方面，郑玉香等（2008）实证研究了参照群体和地位消费对炫耀性消费的直接作用不显著，但对地位消费倾向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地位消费倾向对炫耀性消费行为的影响总体不太明显；戚译和李文娟（2009）实证研究了两种自我概念归因和参照群体对炫耀性消费的影响；汪丽萍（2013）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炫耀性消费行为主要受宏观消费政策、家庭、价值观、参考群体等因素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理论依据和研究对象的不同，对炫耀性消费动机和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未能形成全面而统一的框架。 　　虽然学者对于炫耀性消费的动机和影响因素的看法不一，但对于炫耀性消费大多持消极态度，如鲁锐（2008）认为炫耀性消费背后的消费价值观是对人的基本需要和使用价值的背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挥霍性的价值观；陈景秋等（2010）认为攀比和炫耀造成社会风气的下滑，最终不利于和谐消费和和谐社会的实现。国内外学者对于炫耀性消费的定义也大多强调其“炫耀”的性质，未免有失偏颇，因为炫耀性消费不仅要以社会个人消费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