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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字下乡”想到的 摘 要：费孝通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他的《乡土中国》用敏锐的学术思维和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建构了一幅比较完整和丰满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画面。他笔下的“乡土中国”是一套关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理想图景”，是包含具有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殊的体系。费先生将“乡土社会”设定为一种不流动的、在时间和空间上静止的、凝固的、浓缩了的社会。而实际的乡土社会是流动的、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社会。所以，《乡土中国》中的“乡土社会”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历史上传统的真实的乡土社会。 关键词：乡土中国 费孝通 乡土社会 理想图景 费孝通（1910—2005），祖籍江苏吴江，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费先生认为，中国能否在战争中坚持下去，不仅仅要鼓舞民族团结之精神，还应顺应剧变，完成其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而这项工作应先从汉人农村展开，接着在把经验传递到民族地区。费孝通先生在1948年完成的《乡土中国》便是他的代表作。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是一种具有概念性质的社会结构，是费先生以其敏锐的学术思维和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建构了一幅比较完整的和丰满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画面。 一、《乡土中国》中的乡土社会 在《乡土中国·乡土本色》中，费孝通先生开篇便讲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在论述“乡土社会”这一概念的时候，“乡土”一词并非指当前社会生产的内容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更主要的是指一种与“乡土性”相关联的社会结构特征。费先生认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来说，乡土社会具有不流动性。对乡下人而言，农业是他们最主要的谋生方式，“土”是他们的命根。正是因为农业的不可流动的特性，所以“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深深的在土地上生了根，在空间上是不常流动的。就算因为战乱或者人口过剩，人们背井离乡，以前的生活模式也会被带到新的土地上去，然后过着和以前一模一样的生活。 其次，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来说，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对外以聚居集团为单位的孤立和隔膜。中国乡土社会的单位是村落。因为人口流动率小，农业生产本身一般又很少需要社区间的沟通合作，村与村之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所以，中国的乡土社会“从人与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而这种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即这种孤立和隔膜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而是村与村之间的。所以，中国的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在“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第三，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对内是人皆共享的“熟悉”，即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熟人的社会”。乡土社会在不流动性和地方性的双重制约下，形成了一种“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乡土社会中的人们讲究“安土重迁”、“终老是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村子里 “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所以，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的社会，“礼俗社会”，而不是“法理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是“无讼”的，不需要法律的。 二、《乡土中国》中“文盲社会” 在《乡土中国·文字下乡》和《乡土中国·再论文字下乡》中，费孝通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提出了乡土社会不需要文字的观点。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字的发生是在人与人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了空间和时间的阻隔的情境里。”而中国的乡土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没有阻隔的，所以不需要文字。 首先，在空间上，费先生认为，文字的产生是因为空间上的阻隔，是出于“间接接触”的需要。而中国的乡土社会是熟人的社会，“是个面对面的社会，有话可以当面说明白，不必求助于文字。”而且使用文字进行交流常常会因为文法、艺术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交流的不通畅，“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而说话却可以辅助表情、肢体动作来更好的传情达意。“‘特殊语言’不过是亲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用声音来作象征的那一部分。在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所以，“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中去批评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也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所以，不识字对乡下人来说是没有影响的。 其次，在时间上，乡土社会中“时间里没有阻隔，拉得十分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所以文字是没有用的。费先生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