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论文：文化间性.docVIP

《唐人街》论文：文化间性#8226;语言政治#8226;多重小我 摘 要：林语堂以《唐人街》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不仅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边界，而且在美国华裔文学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流散视角关注林语堂，解读林语堂在《唐人街》书写中所包孕的文化间性，透析美国华裔文学的复杂语言政治，不仅有助于深入把握林语堂的文化立场，而且有助于从美国华裔文学的边缘特质考察中，为探索中国文学、文化的世界化之路提供镜鉴。 关键词：《唐人街》；流散写作；文化间性；族裔文学 引言 “流散”(diaspora，又译作“族裔散居”)，就词源看，来自于希腊语diaspeirien，其中，dia-表示“跨越”（across），-sperien表示“播撒种子”（to sow or scatter seeds）。“流散也许可被看作对他者的某种命名，在历史上，用其指代社群由于迁徙、移民或放逐而失去故土。”①《圣经申命记》中最早用到这个词，特指犹太民族从故土巴勒斯坦的流亡。 “流散”这个渊源久远的词，之所以在今天突然被大规模激活，关键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步伐加快，流散民族与当地居民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中的适应、冲突、融合等问题日益凸显，正是在此社会进程背景下，流散研究这一原来相对零散、边缘的研究角度，才会在今天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以1991年《流散》杂志创刊为标志，“流散研究”更在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电影研究、“酷儿”理论、区域研究、种族研究等领域中普遍展开。 以美国华裔文学为代表的流散文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发展历史并不长，在时潮牵引下，百年美华文学仿佛陡然就呈现在我们眼前，其驳杂、散漫的存在让我们觉得既陌生又熟悉；从对美国华语文学生存状况的摹写，到赵健秀的“激进反抗定型化偏见”，围绕“语言政治”所产生的身份、认同、差异，催生出我们的某种“后现代性”想象从美国华裔的生存、发展历程中，似乎隐约可见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将如何前行，从族裔文学的研究启发中，似乎昭示着中国文学在未来的发展路径。在全球化进程显得如此必然而又深入的今天，“流散写作与中华文化的全球化特征”成为一个新锐而紧迫的命题，尚有待我们的进一步探索。 一 文化间性与林语堂小说的定位 在林语堂的诸多身份中，“文化人林语堂”似乎是最不会引起争议的一种定位，但是，一旦考虑到这里所谓文化的“跨文化”性质，这一定位反而成为争议的焦点。在西方人眼中，林语堂是中国文化的卓越代言人，他旅居美国期间写了数十种英文书介绍中国文化，引起“老外”们的兴奋，连老布什当年来华，也要找本林语堂著作来“恶补”。而国人眼中，以唐弢《林语堂论》为代表，林语堂笔下的中国文化是“失真”的：“他谈儒家，谈道家，谈中国文化，我总觉得隔着一点什么，好像在原来事物的表面涂上一层釉彩似的。”这是什么釉彩呢?“原来林语堂也和胡适一样，是用西方的眼睛来看中国人、看中国文化、看中国的儒家和道家的，但他用的不是一般西洋人的眼睛，而是西洋传教士的眼睛。”②如果说这对立的两者有什么共性的话，就在于两者都注重对文化行为成品（林语堂著作）进行解读，而偏废了对文化行为过程及其背后心态的关注。 这种偏废，核心在于对文化身份的忽视，毕竟文化行为的施行以及文化心态的持有，都取决于文化身份的建构。后殖民理论家霍尔论及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时指出，“身份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透明或毫无问题”，因此，“也许，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做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做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根源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外部构成的再现”③。 林语堂是中国文化的分享者和持有者，尽管对于任何人来说，这种分享和持有必然具有破碎的、个体的特征，因此，一方面，林语堂之所以能调动西方人对自己著作的阅读兴趣，的确是因为他背靠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林语堂笔下的中国文化”不同于“中国文化”，关键在于这种文化被深刻打上了林语堂个人的印迹。那么，我们探讨的重点，就前者而言，在于林语堂所展示的中国文化所具特殊魅力何在，而就后者而言，在于林语堂又是如何对中国文化进行个性化阐释的。 按照赛义德“东方主义者”的意义理解，主导领域有权力把林语堂建构为西方知识范畴内部的异己分子，而且，在林语堂自身，当他作为中国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取得连续成功的同时，他作为西方（美国）文化的“他者”这种体会就会越趋强烈。因此，“流散”表现在林语堂这一具体个体身上，根据不同的语境，几乎同时蕴涵着“既不是……也不是……”以及“既是……也是……”的边缘和越界这种双重意义，因此不难看到，特殊性和个性仅仅是林语堂文化策略的一个方面，相对的一个向度，则是林语堂文化理念上的普世性追求。 林语堂小说的大陆研究者，一般会把林语堂小说放在中国现代文学范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