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古与今―― 白居易、洛夫《长恨歌》同题诗比较欣赏.docVIP

《长恨歌》：从白居易到洛夫 我的感觉是现代人对现代诗还隔着一道屏风，至少在对诗的审美上是如此。所以我下学期开选修课，还是开了《现代诗欣赏》，看能不能为新诗、现代诗争取一些读者。 回头再说洛夫。一九九六年秋日，我因为职称评审遇阻而心生不快，跑到南京呆了几天。说是“呆”，实际上是天天乘公交车逛景点，中山陵、雨花台、大屠杀纪念馆、夫子庙和玄武湖都是那一次逛过的。除了景点，自然还逛书店，有一天在中山路一家小书店看到有特价的香港图书，看中一本台湾当代诗人洛夫的诗集《爱的辩证》，竖排繁体版，香港文艺风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原价港币29元，现价人民币6元（当时也不算便宜），就买下来以备查用。其时我刚给九四级学生开过一次《台湾现代诗》专题课，讲到洛夫，可供参考的只有校图书馆人文版《洛夫诗选》一种，这一本算是我自己添置的“私产”。 该集为香港所出“台湾文丛”之一，副题是“洛夫选集”，由旅美诗人非马编选，除非马本人在芝加哥撰写的短《序》之外，又附有评论家萧萧的《不变的巨石——谈洛夫》一文，还有作者照片、小传、年谱、著作简目，共收入洛夫各个时期诗作七十余首，但似乎以其后期诗作为重点，那被大陆评论家视为“表现作者对生与死的玄想，极晦涩难懂”的《石室之死亡》只选了一首《初生之黑》，而《长恨歌》则漏选。但也应该说，这是一本由诗人和评论家合作编选恰当的一个选集，非马的《序》与萧萧的评论固然简练清爽，就是封底一二百字的选本介绍也写得准确到位，比如说：“洛夫的诗，‘以小我暗示大我，以有限暗示无限’，早期锐意求新，诗风腾跳猛捷，是超现实的代表；后来风格由激动趋向静观，由繁复转为简洁，‘师承古典，而落实于生活中’”。 巧的是，没过几年，洛夫应邀到济南办书法展来了。我闻讯在当天一早赶到济南文联大厦，目睹了书法展的开展仪式，由后来剪贴的报纸证明，参加仪式的有武中奇、苗得雨、张炜等人，而我要做的主要是以照相机为其书法作品留影，也为洛夫和吕家乡、吴开晋、袁忠岳老师合影，自己也跟洛夫夫妇照了一张像。此时的洛夫已大不同于《爱的辩证》中的照片，满头华发印证了诗人青春之不再。 我拿出那本准备好的《洛夫选集》请诗人签名留念，结果诗人显出很惊讶的样子说：“你怎么会有这么本书？”边说边用我带去的一只软笔在内封上签下“洛夫”二字，又赠我一张名片，名片上的地址却在北美的加拿大。 白居易（772年～846年）,汉族，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河南新郑（今郑州新郑）人，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座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琵琶峰。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