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危机管理的“有限理性” - 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DOC

国际危机管理的“有限理性” ——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 荣正通 胡礼忠 摘 要 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总统的危机决策是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的，但是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实际的管理行为只是“有限理性”，而非“完全理性”。国际权力政治和国内官僚政治影响了肯尼迪总统理性调控危机的构思和执行。“有限理性”由于“有限”一度使危机有转化成战争的危险，也由于“理性”最终使危机得以和平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为我们认识国际危机管理中的 “有限”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古巴导弹危机 危机管理 有限理性 肯尼迪 一 危机管理的有限理性 国际危机管理的核心是危机决策，其正确与否直接决定了危机管理的成效。《辞海》对“决策”所下的定义是：“指人们在改造世界过程中，寻求并实现某种最优化目标即选择最佳的目标和行动方案而进行的活动”。根据古典的决策模型，决策者在两个基本层面上进行计算：效用和可能性。决策者被假设为理性的人，所以他们会争取预期效用的最大化。换句话说，在考虑了所有可能的备选方案，权衡了它们的价值，并评估了各种可能性之后，决策者就能够做出最优选择。 事实上，国际危机管理中的决策并不都是完全理性（comprehensive rationality）的。决策过程涉及理性、价值判断以及包括政策制定者的心理情结在内的各种无理性或非理性因素。在各种因素的干扰下，危机决策可能不符合假设的完全理性，决策的具体实施可能根本谈不上理性。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管理理论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假设存在一个“有限理性” （limited rationality）的世界。他用“满意的行为”这个概念代替了最大化（maximizing）或最优化（optimizing）行为的古典概念。他认为决策者会依次分析各种预备方案，直到找到一个满足最低要求的方案为止。这种“有限理性”不但表现在决策者个人认知的有限性、国内政治需要以及各种偶发因素的限制上，更主要地还表现在国际权力政治和国内官僚政治的影响上。危机决策的“有限理性”必然导致危机处理过程的“有限理性”，最终导致危机的决策者不可能完全理性地掌握危机的进程。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唯一一次直接的核对抗。在危机过程中，美苏两国既进行着关于国际威望的零和博弈，也进行着关于核战争的非零和博弈。面对美国的反应，苏联面临的是将导弹撤回国还是坚持部署在古巴的选择。而对于美国，面临着的是挑起战争还是容忍苏联的挑衅行为的选择。大规模战争的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而任何一方退让对方却不退让则使退让方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美国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政府的危机决策和处理受到了国际权力政治和国内官僚政治的双重影响，充分体现了国际危机管理的“有限理性”。 二 国际权力政治的影响 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没有最高权威，当一国受到另一国威胁时，它必须主要通过自助来确保生存。处在安全困境中的国家拥有越多的权力，其生存就越能得到保证，其他国家就越不敢正面挑战它。相反，软弱只能招致麻烦，因为强国通常会占弱国的便宜。国际危机本身是一种零和博弈，一国赢得声望，而另一国颜面尽失。因此，如果不是企图利用危机来挑起战争，那么当国际危机爆发后，一国通常同时追求两个目标：一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二是避免危机升级成为战争。在一个两人参与的零和博弈中，理性的策略应该建立在“最小化——最大化原则”基础上。每个参与者都应该尽量把能够确保的最小利益最大化，或者把必须承担的最大损失最小化。如果双方都希望通过“强迫性交易”（coercive bargaining）损害对方的利益来维护或增加自身的利益，必然导致利益冲突加剧、危机升级，这就违背了国家追求的第二个目标，不再完全符合理性。事实上，决策者在国际危机管理中常常采取激化矛盾、将冲突表面化、乃至升级危机等手段，直到危机即将转化为战争的最后时刻，双方才不得不彼此妥协，以可以承受的风险来达到有限目标。在博弈中，实力较弱、更不愿承担战争风险的一方通常将首先让步，并甘愿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这种“通过升级危机来解决危机”的有限危机升级策略或战争边缘（brinkmanship）策略正是国际权力政治的影响结果，反映了危机管理的“有限理性”。 古巴导弹危机是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双重博弈。在“胆小鬼”游戏中，如果双方共同让步，就都不会损失威望；如果一方单独让步，就会丧失威望；如果双方都不让步，则将导致两败俱伤。而在美苏互相威胁使用核武器的背景下，避免核战争事实上又是双方利益的共同点，也是彼此试探时不能越过的底线。肯尼迪政府从一开始就将危机界定为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排除了或是与卡斯特罗接触或是推翻卡斯特罗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