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向学术文化出版重镇成功转型思索.docVIP

三联书店向学术文化出版重镇成功转型思索2012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创建80周年，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广大作者、读者的支持下，三联书店成功地举办了系列店庆活动，“7·26”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庆祝大会，更是将店庆活动推向了高潮，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联书店这一我国出版业的著名品牌，将会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它所走过的80年道路，将会有更多人研究和探讨，它未来的发展走向，将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按时代的要求进行确定。纵观80年成长发展史，三联书店的命运和国家命运、人民命运、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三联的进步与时代进步、社会进步、人民进步同步。因此，三联不单是三联人的三联，更是知识界、文化界和社会各界及广大作者、读者的三联，人们关注它、研究它，呵护它成长进步，是真诚而又自然的。 对此，作为三联人，既感到欣慰、自豪，同时也深感肩上沉甸甸的压力。研究三联的发展史，总结它的经验，以期有更大的进步，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在回顾三联书店80年历史的时候，对它的前半程和后半程有两个清晰的定位，一个是红色出版中心，一个是学术文化出版重镇，两者之间如何链接，又是如何成功转型的，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本文就这一话题，谈一点个人的思索。 一、转型的必然性、条件以及为转型成功付出的努力 众所周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先后有邹韬奋、胡愈之、黄洛峰、李公朴、徐伯昕、钱俊瑞、徐雪寒、华应申、艾思奇等进步人士，在他们的推动下，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读物，传播先进的思想理论，成为国统区进步出版事业的堡垒，对于青年人追求进步、走向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事进步事业，有三联前辈们自身的选择和追求，也有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指导。如生活书店是在党推动下成立的，创始人之一胡愈之是老党员，邹韬奋病逝前留下遗言：“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去世后获得党中央批准。读书出版社创始人艾思奇1935年入党，黄洛峰1927年入党，新知书店的钱俊瑞、徐雪寒、薛暮桥等都是中共党员。三家书店均建有党组织，1937年三家书店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从事革命出版活动。1987年中央有文件规定，凡1949年10月1日前在三联工作的员工，承认其革命经历，享受离休待遇。在党的指导下，三联前辈们所从事的出版工作以“力谋改造社会”（邹韬奋语）为目的，明确提出改造社会的方法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时许多出版物都是围绕中国革命这一主题组织出版的，这类书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有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著作，有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平事迹的著作，有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方法的普及读物，以及作为“红色经典”的中外名著，如郭大力、王亚楠翻译的全译本《资本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张仲实译、普列汉诺夫著《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斯诺著《西行漫记》，鲁迅译、（苏）法捷耶夫著《毁灭》等。据统计，三家书店共出版图书2?000余种，刊物50余种，在全国开设百余家分店，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民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和启迪，起到了至关重要和无可替代的作用。1949年7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其中明确指出，三联书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主要负责者的作用”，对三联人曾经为革命和进步出版事业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有着红色印记与红色基调，被誉为“红色出版中心”的三联书店为什么会“转型”？这是由社会变革和新中国出版布局形成与调整诸多因素造成的。1948年10月26日按照党的指示，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在香港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随后大批骨干回内地发展；1949年三联书店总管理处迁至北京；1951年，三联书店事业发展至顶峰，分店恢复并开办至全国各地，出版物品种、数量、影响力居全国各出版单位前列。正当此时，三联书店的“转型”和“被转型”被悄然提上了议事日程。首先，这是由社会根本变革造成的。国民党蒋家王朝被推翻，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成立，这使三联书店从事出版工作的目的发生了根本变化。虽然“力谋改造社会”的目标没变，但过去是“砸碎一个旧世界”，现在是“建设一个新中国”，从过去的“破坏者”到今天的“建设者”，三联书店的出版方向和出版思路必然发生变化。它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参与到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来，必然更多地关注学术发展、文化建设，而从过去以“红色”为主格调转变为以“文化”为主格调。随时代潮流而动，与时俱进，这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其次，这是新中国出版布局调整形成的。1950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出版署于当年9月15日至25日组织召开的全国出版会议决定，新华书店改为国营的书刊发行机构，不再兼营出版，而以原属新华书店总店的出版部门为基础，分别成立人民出版社、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