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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新制度经济学解析内容摘要：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以及利益集团的发展，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阶层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利益被侵蚀压力，农民为保护自身利益，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途径。农民利益表达在现实场域中面临着的诸多困境，成为社会学和政治学关注的热点。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功能、交易成本以及组织作用的剖析，为解读该难题提供了一种崭新而又形象的理论支持和分析方法，并对构建完善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实现社会健康和谐稳定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农民 非制度化 利益表达 新制度经济学 本文试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探究现阶段我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原因，进而提出了消除制度约束的现实路径。 制度性梗阻是影响农民利益有效表达的重要内生变量 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制度的基本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服务经济活动、创建激励机制与合作条件。 当前，从形式上看，我国农民己经具备多样化的体制内表达渠道，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渠道并不畅通。人大、政协是我国政治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两大民意代表机构，尤其是人大机构更是我国的法定权力机构，自上而下一直延伸至乡镇基层一级。但总体而言，我国的人大机构在整个国家政治体系中仍然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位置，越到基层其功能虚化越严重，无法发挥代言农民利益的作用。“城乡同票同权”这一规定虽然让农民代表的名额得到了制度保障。然而，目前体现的，不过是农村人口在选举原则上的平等。从原则的平等，到代表数量的平等，再到现实话语权的平等，可以说还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而政协机构更是离农民阶层渐行渐远，其利益代表性远不如人大，更难代表农民进行利益表达。至于基层政党组织因其官僚化进程而日渐封闭，无法正常吸纳农民的日常政治参与行为。信访作为我国公民进行民意表达的制度化渠道，也是当前广大农民最为熟悉、最为常用的一条制度化表达渠道。然而，各级信访部门的本质功能在于下情上达，且暗含着强烈的非制度化逻辑，基本上处于拥堵不堪的状态。正如有的学者提出：“如果在社会转型期间，看不到表达机制现代化的需要，仍然沿用传统的过分依赖信访的表达机制，就会出现信访和大量非制度性表达的现象”（ 侯健，2009）。最后，就行政诉讼等法律救济渠道而言，也由于现行行政诉讼制度本身诸多缺陷，司法独立尚待实现、司法腐败依然严重，地方关系网的无所不在、神通广大，行政诉讼体系的程序正义可能导致实体不正义等原因，一般很难获得广大农民的充分信任，难以成为现阶段农民利益表达的主流渠道。 由此可见，现有的利益表达机制无法满足农民利益诉求，也就是权利救济频频受阻时，农民就会寻找非制度化表达方式。即合法途径不通，转向非法途径，形成“大路不通走小路”的情形。先是上访，上访不成，转而上街，聚众游行，制造声势，借助群体的力量，将底层的声音，穿越无数制度性障碍，传抵上层。同时也要看到，还有一些矛盾冲突的累积强化，不仅仅是因为制度本身的缺失，而是源于“制度休眠”（ 范正伟，2011），制度供给不足固然会引发问题，但“制度迟钝”、“制度休眠”同样无助于问题解决。 成本收益权衡是农民利益表达方式选择的主要考量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成本是制度的源泉。交易成本如果过高，将阻碍交易的实现，制度的“使命”就是要促成有序的交易。影响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有投入产出、制度安排、合约规定、参与人数、交易量、价格变化以及创新等。国家作为制度供给者，应以上述因素提供的信息为依据，通过确定合理的制度安排降低交易成本，减少摩擦。 交易成本在实现农民利益诉求和农民的诉求渠道中起着重要利益衡量作用，是解释现行制度的运行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正式制度的产生实际上就是为了协调日益复杂的利益关系，因此，交易成本和“经济人”的有限理性相结合使人们不得不考虑各种成本。在人们的诉求实践中，正式制度并不必然满足社会的利益诉求。只有那些符合“经济人”的有限理性、成本小收益大的制度才会被人们适用。林毅夫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颇有见地的描述，他指出：“人类的行为所以表现不同，不是它的理性有所不同，而是制度环境和自然条件不同，造成可供他们选择的方案不同所致”（林毅夫，1994）。用诺思的话说，人们之所以有不同的选择，是因为有不同的制度框架，“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当我们发现有些异于经济学教科书所描述的经典行为时，就不能再简单地用行为者“愚昧无知、保守、缺乏商品观念”等暗含“其行为不理性”的词语来进行解释。如果农民选择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由于沟通渠道的阻塞以及政府代表公权力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利益表达或维权的效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