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施治理型社会稳定的前提要求,公共关系学论文.docVIP

　　中国实施治理型社会稳定的前提要求,公共关系学论文 　　一、两种模式的社会稳定:统治型与治理型 　　政治的重要使命是创设有序的公共生活，构造良好公共秩序，实现社会和谐稳定。这是因为，秩序是先于其他一切价值的，秩序之于社会发展具有恒在的意义。在人类思想史上，除了无政府主义者之外，任何政治派别都将国家视为实现社会稳定必不可少的力量。国家是合法使用暴力的机器，能够通过强力胁迫、制度规范、价值引导、道德规劝等方式协调矛盾、解决纠纷、消除分歧，至少是将社会中的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不过，国家构造稳定秩序的逻辑，在传统与现代社会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传统社会不具有自主性，社会与国家是一元从属的关系，社会稳定主要是通过国家白上而下单向度的控制、官僚组织的管制，甚至是暴力机构的强制来实现的，可称为统治型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牺牲社会活力和民众白由为代价的静态稳定。 　　以市场经济驱动的现代化从根本上推动了社会与国家结构关系的变化，即从一元从属走向二元分立与互动，正因此，现代社会稳定必须通过社会与国家的适应性、有序性互动来完成。这是一种符合现代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动态稳定，可称为治理型稳定。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构造政治秩序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设计一种生活的游戏，其设计的方式是公平的，根植于互敬和互利的人际关系原则之中，人们共同生活在利益社群之中。当冲突升级为威胁和反威胁时，就有必要建立政府制度，并使其有能力以公正的方式和尊重人、把人当人的方式来解决冲突。马克思曾指出:国家制度只不过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之问的协调，所以它本身必然是两种本质上各不相同的势力之问的一种契约。可以说，治理型稳定是以政府或国家制度为保障，并在国家与社会的有序互动中实现的，其最大优势是可以在陌生人之问得以拓展，构造公共秩序。 　　事实上，现代化在推动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变迁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稳定模式的转变，即从统治型走向治理型。或者说，在现代公共生活中，国家制度建设、国家与社会的协调互动以及治理型稳定的实现，三者是高度契合的是同一过程。 　　如果国家与社会、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问能够在制度和契约规范下实现良性互动，现代社会的稳定就能够达成，否则就会落空。这种治理型社会稳定的基本规定为:其一，它是一种动态稳定，不同于僵化与停滞，也不否认矛盾与冲突;不是绝对的太平或风平浪静，而是内含白由与活力的社会政治状态。其二，它是一种双向互动的稳定，即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国家与社会之问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的持续过程;它的实现既需要国家也需要社会，既需要警力也需要民力，既需要政府专治，更需要政府与社会合治。其三，它不是也不可能彻底消灭社会矛盾和冲突，而是一种制度化稳定，即依托于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将矛盾与冲突的解决纳入制度化轨道，使国家与社会的互动遵循着理性的运行规则和稳固的发展逻辑，而且不会因为突发事件而中断。 　　二、中国的社会稳定模式需要转换 　　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国家与社会是一种高度统合的关系，国家吞噬社会，社会被政治化了，丧失了自主性。虽然在这种总体性社会中也实现了较长时期的稳定，但这种统治型稳定由于动力不足、成本高昂而无能长期维系。改革开放以来，在以市场经济为动力的社会转型推动下，在国家放权与社会增权的改革行动框架中，社会逐步摆脱了国家的控制成长起来，社会与国家、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开始分离并逐步实现了互动，而且在制度变迁的作用下，这种互动的有序化和规范化程度日益提高。从实践看，执政党在推动全面发展和深入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进行探索，初步形成了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物质基础、制度框架、治理体系以及工作格局，并取得了很大成效。正因此，中国社会治理型稳定的格局开始逐步形成。有人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虽然人口规模在扩大、经历了革命性变革和J陕速发展，但社会整体是平稳有序的，创造了稳定盛世，中国30年的发展是一个大规模、大变革、大发展和大稳定有机统一起来的发展，是有效的发展。可以说，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将改革力度、发展速度与社会承受度结合起来，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 　　但是，在社会转型推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活力显著增强的同时，也使社会发展步入了改革攻坚期与矛盾凸显期，由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矛盾呈现为多样多发的态势。特别是，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矛盾和冲突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第一位的问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显示，2003年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已由1993年的0.87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近十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转型的阵痛加剧，这一数据的增长也更加迅猛0 2005年超过8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