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审美文化史编写问题研究.docVIP

　　中国审美文化史编写问题研究 　　在西方的审美文化概念史中，从席勒最早提出审美文化这一概念开始，此种研究就是基于机械时代文化生活的变革图景，以批判和救赎的姿态捍卫艺术的独立性，关怀人的生命现实。从1980年代开始，审美文化研究开始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此后的审美文化研究大都做着此类的工作：引进介绍审美文化研究的概念；在大众文化的立场上，研究审美与生活的关系；探究审美文化研究的对象与方法，思考建构一种审美文化理论范式的可能性等等。其中，不能忽视的一个现象是，一些学者将审美文化带入中国古代艺术、生活中，以历史的维度，书写审美文化史。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有陈炎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审美文化史》，许明主编的十卷本《华夏审美风尚史》，周来祥主编的六卷本《中华审美文化通史》. 　　一、中国审美文化史的书写 　　从编写初衷及写作体例来看，中国古代审美文化史的书写并不是一种自觉的、学科化的历史编纂学的写作，而是附和文化研究对美学史写作做出的一些调整，旨在打破美学史的自律范式，拓展美学研究的空间，是美学研究中的重大范式变革[1]9. 　　例如陈炎在其《中国审美文化史》的绪论部分引用《易传系辞》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说，将审美文化史界定在审美思想史和审美器物史之间，审美文化史的书写就是企图超越二者的简单综合，将文化史的书写变成在思辨成果和实证材料基础上的解释和描述。在学理层面，美学史的编著或是以梳理从古到今的哲学及美学理论家或著作入手，将哲学观点、美学观点、文艺理论观点连缀，梳理成一部美学思想史，各种理论混沌不清；或是从审美现象、审美物态出发，由之推衍出各个时代的审美风向、审美趣味等，但是这又容易流于浅薄、附会。陈炎此书就试图突破前二者的制约，一方面用实证性的物态史来校正和印证思辨性的观念史，另一方面又用思辨性的观念史来概括和升华实证性的物态史。周来祥在说到《中华审美文化通史》研究的主体和骨干时，提及《中国美学主潮》一书的书写路径，认为中国美学史的书写主张分为中国美学思想史和中国审美意识史，但两者都失之偏颇，前者的范围太窄，后者容易摒弃建筑、雕塑、工艺等审美创造，于是他就试图紧紧抓住个时代的美学总范畴和主导理想，而凡表现这一总范畴和主导理想的理论资料和审美创造都要加以总结和概括，并尽量使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对照、相映生辉，以补两种主张偏颇之弊。[2]3根据他对审美文化的界定---从文化客体来说，它是一种具有审美属性的文化；从主体来说，它是从审美的角度、审美的方法、审美的观念研究和阐释的一种文化[3]5,得出审美文化研究的范围是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体现东方审美意识的文学、戏剧、影视、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建筑、园林、工艺等感性形态的美学创造，以及富于审美因素的科学文明、宗教文化、伦理道德、环境文化、物质文化生活三者的有机统一。 　　《华夏审美风尚史》秉持着同样的理论范式，它借鉴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的总体历史观的路径，在把握中国历代总体风貌的前提下，对与该风貌相符的物态现实进行合乎逻辑的阐释。许明认为以往的美学史通常是历代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理论发展史，而与美相关的生活与实践则不在研究范围内，因此一部大的美学史应该包含历史上具有鲜明文化内涵的审美现象。他将审美风尚定义如下：由审美活动的感性层面构成的有一定发展方向、总体特征，具有统一性的审美趣味、习俗的总和。[4]3由此，审美文化史的研究就不可避免地和美学史写作及文化研究发生关联。中国审美文化史的写作是为了规避以往美学史写作关注思想而忽视器物的偏颇，这是其在研究对象上的突破；同时，它的写作还需要借助于文化研究的范式和方法，这对其书写路径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审美文化史书写是否能保证其研究视域的美学史特征？又是否能发挥文化研究的现实批判及干预功能？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分析具体的审美文化史写作中，反思其在现实操作与编排理想上的差距和悖谬，进而提出其努力的方向。 　　二、审美文化史与美学史 　　1750年，鲍姆加登的《美学》一书奠定了美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基础，在此之前，美学一直与宗教、艺术、政治、修辞等门类混合。如果将美学作为一个学科，那么就涉及到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 　　从字面上看，美学就是对于什么是美，如何认识美，如何创造美等问题，在艺术、生理、心理、社会等学科层面上建构一种形而上的理论。这样一来，美学史研究的对象与路径就昭然若揭了。从中西方已有的美学史写作现实来看，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鲍桑葵以及吉尔伯特、库恩二人合著的《美学史》。虽然鲍桑葵意识到在任何学术史中，我们都必须不断地联系具体生活来进行叙述，因为实际生活乃是我们所研究的各种形式的观念的基础。[5]5但他的美学史写作仍然是关于美学理论的历史:美的艺术史是作为具体现象的实际的审美意识的历史。美学理论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