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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苦聪人的家庭结构及其功能变化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及社会之中，家庭总是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一 　　家庭是亲属关系中(或类亲属关系中)相对较小的户内群体，是一个相互合作的单位。 　　家庭结构是指家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以及由这种状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模式。社会学家在研究家庭制度时，从不同的角度把家庭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戴维把家庭分为出生家庭和生育家庭，认为人的一生中，大部分都生活在这两个家庭之中。葛学溥把凤凰村的家庭分为自然家庭、经济家庭、家教家庭、传统的或氏族的家庭四类。美国学者奥尔科郎以家庭夫妇数目为标准，将我国的汉族家庭分为核心家庭、扩大家庭、主干家庭三类。核心家庭指一对夫妇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同时也包含一些核心家庭的变形，如一对夫妇而无子女或夫妇仅存其一而与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扩大家庭是指年迈的父母及其子女与两对以上的已婚子女组成的，甚至包括四代或四代以上的成员组成的家庭。主干家庭介于以上两种家庭之间，即父母及其未婚子女与一对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庭。这种分类方法为多数学者所接受。费孝通先生在研究江村家庭制度时，把江村家庭分为四类：一是残缺家庭或不完整家庭，即核心家庭中原有的配偶中有一方死亡或离去，或者父母双亡的未婚子女。这里我们统称为不健全家庭，包括残缺家庭和单身家庭。二是核心家庭，即包括一对夫妇及其未婚子女，通常称为小家庭。 　　三是主干家庭，指核心家庭之外，又包括不同辈的核心家庭，即重叠多核心家庭。四是联合家庭，指婚后兄弟姐妹不分家而构成的同胞多核心家庭，包括健在的父母，这类家庭称谓大家庭。 　　家庭类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一个人的生命周期而言，会经历不同的家庭类型。就一个社区的家庭类型而言，不同时期的家庭类型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促使家庭类型变化的原因多种多样，但造成家庭类型变化的直接原因则是分家。因此，家的规模的大小是由两股对立的力量的平衡而取决的，一股要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另一股要分散的力量。 　　在前现代社会中，家庭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因而能满足大部分家庭成员生理上和感情上的需求。全部家庭成员合作制造工具、修建房屋、狩猎、采集或从事园艺生产活动。家长决定劳动分工，并裁决家庭争议。在早期苦聪人社会中，无论是游猎生计还是游耕生计，面对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要求人与人之间团结协作，以克服生产工具简陋及其自身能力的不足。特别是游耕生计，为了防止野兽践踏庄稼，选择的耕地往往连成一片，家庭之间的联系在生计活动中得到强化，家庭内部的团结性较强。 　　苦聪人为在食物匮乏、疾病肆虐、野兽横行、外族觊觎的境况中安身立命，在处理家庭成员、社区、民族关系时，被迫采取忍让策略。当忍让的对策反复获得相对安宁的生活环境之后，当有组织的忍让比自发单个的忍让较有实际效果之后，被迫的忍让逐渐变为主动的忍让。主动的忍让便产生了追根索源的愿望，有组织的忍让又为这种追索创造了基础和条件，图腾崇拜则使这种追索得到新的启示，进而从图腾崇拜中臆测出：疟疾的棸冷阵热及下意识地抽动；凭空惊雷凭地颤抖（地震）等非人为特异现象，都是由一个似图腾但又能够统治众多图腾的神秘物操纵。他们遂称之为内。认为内主宰着人体乃至万物，忍让得到的好处是内赐给的，内好忍让的旨意系告诫人们：万物皆和。于是，忍让便带上了神力的光环。万物皆和，安于现状，乐于清贫，以和为贵的思想，促使苦聪人的家庭能维持在较大规模的水平。家庭以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为主，一般情况下，只要老人健在，兄弟结婚以后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中，长辈掌控着家庭的生产生活资源，父子关系更为亲密，夫妻关系被置于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之下。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体的自主性不断增强，个性发展，市场意识强化，大家庭裂变速度加快，家庭规模不断小型化，家庭核心化趋势凸显。至2012年末，小户南29个家庭中，核心家庭18户，占62%；主干家庭3户，占10%；不健全家庭8户，占28%，其中多数为男性单身家庭。平均每户3.13人，比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多0.03人，比云南省第六次人口普查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少0.4人。 　　家庭结构受社会经济制度、政治体制、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的影响，但家庭中基本关系相对比较稳定。家庭的基本关系主要表现在：两性结合形成的婚姻关系，生育形成的血亲关系，抚养、赡养形成的供养关系三个方面。 　　夫妻在家庭内部事务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构成家庭权威。家庭权威可以分为父权、母权和平权三类。在父权家庭中，大部分权威由最年长的男性拥有，男性家长可能是大家庭中的祖父或叔父，或是核心家庭中的父亲，他在各种家庭事务中做最后的裁决。妇女通常有她们自己的领域，主要是家务事和孩子的养育，即使是这些领域，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属于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