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西方的合法性理论.docVIP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西方的合法性理论 　　从早期韦伯的权威合法性模型到当代哈贝马斯的认同合法性模型，以合法性来标识政治文化在政治哲学界有着长期而广泛的共识。不仅如此，当代政治科学的大师们，亦从系统论的角度将合法性的内涵融合进来，更体现了合法性模型在政治文化研究中的强大生命力。在当代西方政治学领域，无论是持政治角色说的帕森斯，还是持政府绩效说的西蒙利普塞特（Seymour Lipset）、胡安林茨（JuanLinz），甚至是持政治文化说的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都在试图通过文化观念解释合法性和权威的问题①。本文试图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西方的合法性理论进行研究，考察几种典型的基于合法性的政治文化模型。 　　（一）权威合法性模型 　　 　　韦伯的权威类型说一直为合法性理论的研究者所津津乐道。尽管韦伯并没有直接使用政治合法性1内涵和外延，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韦伯从服从的角度来定义统治，即所谓统治就是在一个可能标明的人的群体里，让具体的（或者：一切的）命令得到服从的机会②。因此，任何一种真正的统治关系都包含着一种特定的最低限度的服从愿望，统治正是从服从中获取利益。而服从应该意味着，服从者不但为了执行命令而把命令的内容变为其举止的准则，而且，为了这一服从关系，服从者甚至不考虑自己对命令本身价值的看法③。 　　我们看到，韦伯将统治的合法性指向服从，而服从更依赖被统治者所拥有的政治文化，这是权威合法性与政治文化发生勾连的内在逻辑。尽管服从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动机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统治的类型，其稳定程度亦不相同。基于统治与服从之间的具体关系，韦伯将合法统治分为三种理想类型，即法理型（有时又称合法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魅力型统治。 　　法理型统治具有合理的性质，这一类型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授命进行统治的;而传统型统治的合法性具有传统的性质，这一类型建立在一般的相信历来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魅力型统治的合法性具有魅力的性质，这一类型的合法性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①。 　　韦伯使用了历史的方法对这三种类型进行了相应的分析。法理型的统治是现代政治运行的基本样式，比如官僚制。在这种制度中，存在着固定的、通过规则即法律或行政规则普遍安排有序的、机关的权限的原则，职务工作至少是一切专门化的职务工作,而且，官员职务的执行是根据一般的、或多或少固定的、或多或少详尽说明的、可以学会的规则进行的②。相比来讲，传统型的政治合法性则依靠习俗、习惯，比如世袭的君主制，而魅力型的统治则常常是革命型的领袖依靠个人的政治能力建立起来的一种合法性形式。 　　事实上，韦伯的理想类型并非一种理想的状态,而指的是一种纯粹的状态③。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真正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过的统治类型；在现实中，服从的人们不仅因为各种各样的动机服从，而且，统治者为了赢得成员对权威的服从，也常常会树立有利于统治的权威。然而，这并不影响以尽可能纯粹的形式来确定概念。 　　从历史上看，政治转型的过程常常以合法性转型为标志。古希腊的自然政治观就是建立在自然的合法性基础上的，而神的合法性则成为中世纪的合法性。由于宗教信仰所具有的特殊合法性，宗教立法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同和遵守，这种特殊的合法性佑护着西方自古代罗马通向近代的法治进程。马克斯韦伯认为，正是中世纪创造了所有适合资本主义的法律形式④；哈罗德 伯尔曼（Harold J.Berman）也指出，是中世纪时期的教会法塑造了近代西方的法律制度⑤。 　　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完成合法性的转型，将合法性从神权的合法性转变为人民的合法性。然而，随着中世纪社会的解体，世俗化抽掉了宗教立法的合法性基础。在今天看来，在政治世俗化的尽头，西方社会面临的是一次更为艰难的选择：一方面，封建君主的权力和宗教的权力受到质疑；另一方面，世俗化进程还没有形成可资利用的新的合法性。尽管夹杂着噪音，民主革命还是推动了合法性转换的现代进程。以韦伯、哈贝马斯一贯的创见来审视这一政治现代化过程，我们发现，正是宪政民主的建立从制度层面推动了政治合法性的转换，从而使政治统治行为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实际上与人们政治观念的变化是同步的。这一体系的形成实现了由自然法权威、神学权威向人民权威的转换，成功地以人民的抽象代替了宗教的抽象和自然的抽象,从而完成了上帝自身在地上的行进,为权力的世俗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系统合法性模型 　　 　　由韦伯开创的合法性理论在当代仍然有其魅力，被人们从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等多个层面展开讨论，构成了政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当代政治科学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