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果主义视角中的足球裁判职业伦理.doc

　　后果主义视角中的足球裁判职业伦理 　　FIFA所颁布的 《足球竞赛规则》 (Lae)规定 每场比赛都由被指派的裁判员所掌控,对所执法的比赛享有完全的权威 (Laiddot;波普尔[2]、保罗利科[3]很早就反复强调人的易错性,这是人不可能避免的问题。因此,在 门线技术率先引进国际大赛的同时,已经有人呼吁 边线技术和 底线技术的引进。对于这些新裁判技术的引进,技术本身已经不再是障碍比赛转播早已能够实现实时录像回放。鉴于足球项目的特殊性,即一个误判常常会直接导致比赛胜负关系的变化,可以大胆设想,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新裁判辅助技术被允许进入绿茵场。 　　另一种提高裁判准确性的有效途径是转变职业伦理。形式主义的裁判伦理要求裁判员在规则的范围内实施 自由裁量,并且不为这种 自由裁量承担责任。即使赛后真的确认确有裁判过失,也对比赛结果不产生任何影响。即使承担误判不利后果的一方提出申诉,一般也不会得到有利的答复,更不会采取恢复误判影响的措施,如重赛、补赛等。这种规定当然并不完全是形式主义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兼顾到可行性和实践效果只有豁免裁判员因为人本身固有的易错性而犯下的错误,这对于裁判员本身才是公平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不犯错。但是形式主义在豁免裁判员责任的同时,也为规则内的恶意裁判敞开了大门。因此,形式主义职业伦理在这一点上具有局限性。如果能够找到另外一种伦理观念,使裁判员为自己的恶意裁判承担责任,将大大有利于裁判准确性的提高。 　　2 形式主义裁判伦理的渊源 　　足球运动虽然起源于我国,但是现代足球的规则体系则是在西方确立起来的。因此现代足球的裁判理念是同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法律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不同于儒法思想重视社会修复,重视对人本身的关怀这样一种理念,西方文化对纯粹理性精神的崇拜由来已久。这表现为对抽象的规则、权利的崇尚。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对形式正义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过非希腊传统的文化共同体。可以看到,西方的司法系统就忠实遵循了这样一种 文化DNA。西方法制当中的 追溯时效终审制度 不当程序采集的证据不被采用等等原则就体现了对规则体系、对形式的尊重。在球场上,裁判就是规则体系的 道成肉身。因此,现代足球从规则制定上无不体现了对裁判员人身和判罚的尊重。观众和球员都不能够影响裁判员的判断;而对裁判人身进行攻击也会比对球员进行攻击受到更重的处罚。另一方面,希伯来传统也是现代足球裁判伦理的一个重要渊源。马克思韦伯认为,宗教改革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4]。 　　世俗化的 天职 禁欲等观念同资本主义的 经济理性主义是相契合的。 禁欲观念使得带有后果主义倾向的享乐成为伦理上否定的对象,与此同时将劳作的过程奉为目的本身。基督教文化认为重要的是精彩的比赛,敬业的态度,而不宜拘泥于比赛结果。这也是形式主义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赋予足球裁判员 误判特权的是一种理性至上和 禁欲克己的伦理。这种伦理的杰出代言人就是对西方哲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有着重要影响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他认为真正的道德命令应该是以行为本身为目的,而不是以行为本身所造成的结果为目的。只要行为本质上是善,人们所秉持的是 善良意志,那么这在道德上就已经足够。 　　而 至于后果如何,则听其自便。[5]显然,从足球裁判规则的设置当中可以看出,康德道德哲学的影响非常明显。足球规则赋予裁判员一种至上的身份,而尊重裁判员这种身份,尊重裁判员所代表的规则本身,正是形式主义和道义论伦理主张的典型形式。 　　3 后果主义视角中的职业伦理 　　西方也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一块大陆,除开理性主义所主张的形式伦理这种西方正典之外,另外一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伦理主张,即后果主义伦理。这种伦理认为评价人行为的好坏与否、是否正当,其标准不应该仅仅由 善良意志来决定,而要从行为后果、影响等多方面来综合判断。后果主义伦理思想家经常使用保罗高更在伦理上获得的正面评价作为例证。他们认为高更之所以被视为成功画家,并且免于受到道德上的责难,其原因是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试想高更一生默默无闻,没有在艺术领域有所建树,那么势必被谴责为抛弃家庭和妻子的罪人[6]。这个例子很清楚地表明,在现实生活当中,并不是动机良善就万事大吉。在足球比赛当中,裁判执法的好坏同样是如此。事实上,如今人们判断裁判工作的好坏并不是考察他是否具有善良意志,是否严格按照竞赛章程和职业操守进行执法,而是考察其误判错判的频率,考察他对于足球比赛是否造成了不良影响。 　　因此对于后果主义者而言,对裁判员误判错判予以容忍的理由只能是:如果允许任意地推翻或者改变裁判判决,那么足球运动,特别是商业化的足球运动不仅完全没有效率,甚至不具有可操作性。但一旦效率和操作性因素被克服,那么对于 门线技术和 底线技术这种实时精确的裁判辅助技术,后果主义者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