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鲟产卵场的物理栖息地模型-水生态学杂志.DOCVIP

物理栖息地模型在生态流量决策中的应用 班璇((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湖北省环境与灾害监测评估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7) 摘要：关 键 词：中华鲟；适宜栖息地面积中图分类号: X171.4 　　 A 　[1]。例如，中华鲟的产卵栖息地就由于葛洲坝水利枢纽的修建阻隔了其洄游到长江上游产卵场的通道，使中华鲟产卵栖息地从长江上游800km江段减少至葛洲坝坝下游不足30km江段，而三峡水库每年10月份的蓄水将会减少葛洲坝下游的流量，进一步地影响中华鲟的产卵栖息地[2]。生态环境的恶化及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为人类敲响了警钟，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开始着手研究不同的方法来评估水利工程所引起的环境变化对目标物种物理栖息地环境的影响。 据Tharme[3]在2003 年总结, 全球有44 个国家进行生态流量方面的研究, 所用方法超过200种之多。这些方法可以分为4 类：水文学方法(Tennant法[4]、日流量延时曲线法[5]等) 、水力学方法(湿周法[6]、R2CROSS法[7]等) 、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栖息地法( IFIM法[8]等) 以及基于河流系统整体性理论的综合法(Holistic法[9]等)。其中水文学方法和水力学方法由于其简单易行，而被广泛采纳；但遗憾的是这些方法仅从河流的水文水力特性入手，而没有考虑水生物对生境的需求特性，所以本身缺乏物理意义。而栖息地法和综合法则是从水生物对水环境的需求特性（适宜流速，适宜水深，适宜底质等）方面入手，建立河流流量与目标物种适宜栖息地面积之间的关系，通过适宜栖息地面积大小的变化来量化不同的流量调度措施对目标物种栖息地的影响。其中，栖息地法适用于微生境的模拟，综合法适用于大生境的模拟[3]。本文的研究区域为葛洲坝下游4km江段的中华鲟产卵场，属于微生境的范畴，因而采用栖息地法中的代表方法河道内流量增量法(Instream Flow Incremental Method, IFIM)法对其研究。 IFIM法被广泛地应用到世界各地水生态影响评价中，它将水动力学模型与水生物栖息地偏好特性相结合，通过求解目标物种的适宜栖息地面积来量化水利工程造成的流量变化给水生物栖息地带来的影响。但IFIM法的最终模型结果（适宜栖息地面积）是一个假设的变量，在河流中并不能实际地进行测量，所以如何利用实测的水生物资源量来验证该模型的结果，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3]。本文借鉴美国野生动物署的Bovee[8]和Moir[10]教授提出的栖息地决策方法建立了中华鲟产卵场的物理栖息地决策系统，在栖息地决策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栖息地时间序列[11]，它是量化各种不同的水利控制工况对栖息地影响的基本模块。本文通过建立中华鲟产卵场的适宜栖息地时间序列曲线来求得各年的平均适宜栖息地面积，然后与实测的中华鲟产卵量和资源量情况进行对比，分析IFIM法的模型结果与实测值的关系，从而验证该模型的可靠性和实用性。利用该模型进行不同模拟工况下 (不同的流量大小，不同的流量入口等)适宜栖息地面积对比，以此来对三峡大坝和葛洲坝水利枢纽的生态流量进行决策，为水资源管理部门提供一个可以量化水利调度措施对水生物栖息地影响的水生态调度决策方法。 1 研究区域概况 由于葛洲坝的阻隔，中华鲟不能上溯[2]。据长江水产研究所的危起伟[12]等人的野外调查成果显示葛洲坝下游江段中华鲟的产卵场主要有两处，都集中在葛洲坝至镇江阁4km江段内，本研究选择该区域为目标河段（图1）。其中，葛洲坝电站有4种不同的流量出口（A、船闸；B、大江电厂；C、泄洪闸；D、二江电厂。对于不同的流量入口条件，中华鲟产卵场的目标河段会有不同的水力分布。由于船闸主要是通航的通道，一般没有多少流量通过，所以本模拟中不考虑船闸的流量入口。其它的入口情况有4种不同的组合方式: 工况(1)：流量全来自大江电厂; 工况(2)：流量全来自泄洪闸; 工况(3)：流量同时来自大江电厂和二江电厂; 工况(4)：流量同时来自大江电厂、泄洪闸、二江电厂。 图1葛洲坝枢纽坝下江段中华鲟产卵场调查结果 Fig.1 The spawning habitat distribution of the Chinese sturgeon on the downstream of Gezhouba Dam 2 研究方法 2.1 物理栖息地模型 基于IFIM法的物理栖息地模型主要是依靠栖息地适宜度标准(Habitat Suitability Criteria, HSC)[13]把鱼类或其它水生物所需求的栖息地水力学和河道地形方面的栖息地特征变量，量化成可以比较的栖息地适宜度指数；然后找出目标物种在特定生长阶段对水深、流速、底质等栖息地物理变量的喜好范围；最后利用地理信息系统ArcGIS进行适宜范围的